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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文亦史《战国策》
亦文亦史《战国策》
安徽 蒋新
通常人们把先秦散文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大类。历史散文有《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其中《战国策》被认为是文学成就相当高的。但《战国策》的性质从它问世起，似乎就有分歧。那么多的别名就是证明。既叫《国策》。又叫《短长》；既《国事》，又叫《事语》。字面不同，所指当然也就有差异。即使按照刘向的理解，此书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将它定名为《战国策》，也未必就一定是史书，何尝不可以理解为子书？它不像《左传》那样比较纯粹地记载历史，也不像《国语》那样以记言来记史，只是它附带记录了一些历史事实，《汉书艺文志》便最先将它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类，也就是史书一类。后人大多沿袭这一分类。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卷十一有感于《战国策》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认为它“出于学纵横者所著”，所以将它归入子部纵横家之列，并且得到了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认同。可见，《战国策》是史书还是子书，古来就有争议。
从内容上来看，《战国策》已经表现出远离《左传》《国语》等史书而靠近《庄子》《孟子》等子书的倾向。作为史书，最重要的是真实可靠地记载历史事件，在此前提下才可以谈其他技巧。而《战国策》的重点既不在于历史事件，真实性又大可怀疑。它的重点在于记载那些纵横家的活动，也就是战国游士之策谋，其性质应该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相似，它的可信度较低，史学价值有限。有人指出，在《魏策》唐且与秦王有关天子之怒与布衣之怒的著名较量中，唐且“挺剑而起”的举动，就不符合史实。失真的还不仅是“秦兵不出函谷关十五年，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这种细节上的信口开合，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也是真伪参半。那么多的寓言和故事，已经大大超出一般史书中的比重，使得它不像史书，反而接近诸子散文。近人胡怀琛甚至说：“《战国策》原为史类之一书，由今观之，吾人可云，其书大半是小说。”我们今天读起来，那么轻松畅快，趣味盎然，也可以印证它不是严肃的史书。
从写法上来看，史书的基本笔法是记实，而《战国策》最常用的手法是夸饰。章学诚说“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其恢奇焉”（《文史通义诗教上》），也就是改变本来的真实面目以便耸人听闻。如苏秦游说齐宣王，称“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帷成幕，挥汗成雨。家高而富，志高而扬”，张仪为秦破纵连法，称秦国“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措辞用语都很相似，夸夸其谈，逞一时之快意，充分凸显语言的巨大力量。即使记载那些娓妮道来的寓言教事，其处理方式也与一般史书不同。入选中学教材的《触龙说赵大后》、《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典型的例子。前者的核心是触龙说服赵大后派长安君去齐国作人质这一事件。后者的核心是邹忌说服齐威王纳谏这一事件。按照史书的写法，只要将两者的道理概括地说清楚就行了。而《战国策》则不惜笔墨，从很远处的闲话说起，说了将近一半或者大半的闲话，然后才转到正题。这种以很大的篇幅写中心事件外围的陪衬，以较少的篇幅写中心事件的写法，如果以史书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是本末倒置，但这恰恰体现出《战国策》由历史向文学的大幅度倾斜。
史书的文学性目的是为史书锦上添花，不管文学性多强。也不应该改变史书的历史性质。如《史记》尽管被称为“无韵之《离骚》”，但它仍然是“史家之绝唱”。《战国策》的文学性虽然尚不足以使它成为纯粹的文学作品，却足以使它远离历史，使它介于史书与子书之间，更接近于子书。与先秦其他子书不同的是，其他子书基本上是以人相称，一子一书，而《战国策》出于众多游士或纵横家之手，表现众多纵横家的计谋策略，实际上是《战国纵横家书》之类的“诸子之书”。如果刘向当初将它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那么它的子书性质也就无可争议的。这或许就是名不正之过吧？
选自《学语文》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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