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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祝福》中四婶形象的几点思考
唐 敏 443000 湖北省宜昌市中南路20号宜昌英杰学校高中部
《祝福》中鲁镇的各色人等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没有多大改变，鲁四老爷“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几个本家和朋友“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他们家中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年年如此，家家如此”。而在这“祝福”气氛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祥林嫂了。故而，历来研究《祝福》中人物的学者们，大多把笔墨聚焦于祥林嫂。同时，把鲁四老爷看成是封建礼教的代言人，而四婶、卫老婆子、柳妈等人则成了害死祥林嫂的“帮凶”。这样一来，四婶等人都成了没有多大“个性”的“扁平人物”了。
爱摩福斯特在他的文艺批评专著--《小说面面观》中提出了“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这两个概念。与性格复杂，能够表现生活广度和深度的“圆形人物”--祥林嫂相比，作为依附于鲁四老爷的四婶，性格单一，稳定性强，似乎是坚定站在自己丈夫这一方的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其作为“扁平人物”似乎已没有多少可写性了。
但笔者认为，四婶的形象，不能仅仅从其所属的阶级立场去武断地给她定性。我们应该本着从人性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多方面去探究，努力还原一个真实而意蕴丰富的“四婶”形象。
一、精于打算的地主太太
作为“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家的太太，四婶主持家务，实乃分内之事。何况在强调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的理学看来，“男主外，女主内”是不得僭越的祖宗之法。所以，四婶的本分就是把整个家庭的生活安排好，把鲁四老爷服侍好。
鲁四老爷家境殷实，每到“祝福”的大典之际，“杀鸡，宰鹅，买猪肉”都是少不了的“福礼”，也免不了放鞭炮，“年年如此”。但处在中国社会神经末梢的鲁镇，也感受到了外来新思潮、新事物的冲击。那么鲁镇谁最害怕呢？谁的利益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呢？无疑是鲁四老爷家。所以，四婶显然得更多地考虑家庭的日常开支了。
四婶肯雇佣寡妇祥林嫂，多少还是违了鲁四老爷的本意，因为“四叔皱了皱眉”不大满意，“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四婶肯留下祥林嫂主要是出于以下两点的考虑：
1、好用省心的原则。
换女工的时间节点是在冬初，离“祝福”的日子不远了，此时得急需找个女工尽快熟悉家里的日常生活，尽快进入工作角色。祥林嫂是结过婚，懂得操持家庭日常生活的女人。祥林嫂“做工毫没有懈，事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而后来，祥林嫂被婆婆绑回去卖掉，四婶家新雇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或者馋而且懒”，四婶“左右不如意”，以至于“还提起祥林嫂”。直至后来，祥林嫂死了贺老六，没了阿毛，再次回到鲁镇，四婶不顾“晦气”，收留其在家做工，也主要考虑到其“驯熟”、“老实”。可见祥林嫂在四婶眼里是一个多么不可多得的好用听话的女工。
2、工钱便宜的原则。
祥林嫂死了当家人，出来做工，初次受雇于雇主，没有工作经验，自然在工钱的多少上是无法讨价还价的。尽管她“年纪大约二十六七”，“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但四婶也还要考核试用一下，这也体现了四婶的精明审慎。“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精于打算的四婶当然不会让这么好的女工离开自己家的。“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钱五百文”。事实证明了四婶这一决定是多么的明智和正确。“五百文”在当时购买力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原文中说卖掉祥林嫂，她的婆婆“到手了八十千”，祥林嫂捐门槛“价目是大钱十二千”，通过简单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四婶给祥林嫂开的工钱报酬是很低的。这也足以说明四婶是一个多么会剥削的地主太太。
二、拥有些许悲悯情怀的女人
四婶身上除了阶级属性外，鲁迅先生也发掘出了超越阶级性的因素--人性中的悲悯情怀（尽管这“悲悯情怀”如游丝那么细小）。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祝福》中四婶听到卫老婆子说祥林嫂被绑回去不几天就嫁给了贺老六时，四婶“惊奇”说道：“啊呀，这样的婆婆！……”，言语中透露着对祥林嫂婆婆做法的不赞同。
《大戴礼记 本命》中“ 妇有七去，三不去”。“七去”即为“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盗窃”，如若儿媳妇有违以上七种情况的一种或多种，公公婆婆是有权赶走儿媳妇的。
从《祝福》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得知的情况是：祥林嫂是逃出来到鲁镇做工的。而其实祥林嫂的婆婆要赶走祥林嫂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无子。可祥林嫂的婆婆偏偏想要卖掉她，换得一些钱来给小儿子结婚做聘礼，“这样的婆婆”未免太狠心了，就连地主太太都看不过眼，认为“婆婆卖儿媳妇”不合人伦道德。封建大家庭中的“婆婆”可以骂、打甚至赶走儿媳妇，但绝对不允许把自己的儿媳妇当作一个可以随意处置的物件，进行利益交换，这也是有违伦理纲常的。所以，当听到祥林嫂被卖掉的消息时，四婶除了惊奇，内心也生出了对祥林嫂命运的一丝同情与关切。
如果说四婶与卫老婆子的谈话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更多的是满足了四婶的一种猎奇心理，那么当祥林嫂死了丈夫，没了阿毛，被大伯收了屋赶出来，再一次站在四婶面前时，当祥林嫂“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时，“起初还踌蹰”的四婶再次被女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所打动，“眼圈就有些红了”。毋庸多言，四婶内心此时不会再有那么多的精明打算，也不会有地主太太的伦理纲常的苛刻要求，有的只是一个同样身为女人的对女性同胞的悲悯同情，尽管这悲悯是有限的。
三、顺从“夫权”的牺牲品
说到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前提的关照，即封建社会女子的“三从四德”。四婶作为地主太太，仍然要遵守着“既嫁从夫”及“妇工”的伦理纲常。“既嫁从夫”意味着四婶在鲁四老爷家仍然要听从丈夫的指令安排，视丈夫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必须听从、敬重丈夫，夫唱妇随。“妇工”意味着四婶除了奉养家人，安排生活，招待宾客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准备祭祀的用品和协助祭祀等。
《祝福》中，四婶似乎没进过鲁四老爷的书房，以至于已经脱落了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的对联没有挂起来，是鲁四老爷老了疏忽了吗？是四婶怠惰不愿打理吗？还是鲁四老爷家没有男佣人？都不是！鲁迅先生这样处理，自有他的意图，我们不必深究，但至少证明了一点：四婶是不允许到鲁四老爷的书房的！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在自己家里面的行动居然受到了很大限制，这难道不能说是一种悲哀吗？而这不也正是封建“夫权”压制妇女的一种体现吗？
既然，四婶的行动受到限制，那么对于她来说，其活动空间也就两个地方了--闺房与厨房。闺房自不必言，单就厨房而言，四婶是这里的主宰。这一点在《祝福》中也体现得非常充分。文中先后提及了鲁四老爷家好几次的“祝福”大典，而四婶充分凸显了她的“领导者”地位。
先是花低价找了一个做工不惜力气，“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的祥林嫂，祭祀的活“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低价质优--四婶把封建妇女的“妇德”中的“妇工”要求做到了极致。后来，祥林嫂再次来到四婶家做工，后几次的祭祀大典，四婶严格恪守着祭祀的规矩--不用来路不明、身子不干净的女人帮忙。所以祥林嫂只能“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开”。四婶对祥林嫂的悲悯同情在“夫权”诸多规矩的限制下终于消解得无影无踪。
四婶身为地主太太，自然不会与佣人祥林嫂产生超阶级的情谊，但人之常有的悲悯同情之心也在“男权社会”的淫威下，最终被地主的自私与冷漠挤占得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当四婶那稍微觉醒的人性露出些许红光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却是“夫权”对其的无情湮灭。当然，四婶在骨子里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也正因如此，四婶在不自觉的人性觉醒与人性盲从中完成了对其自身悲剧意味的阐述。
综上所述，四婶实际上是一个有血有肉，意蕴丰富的人物形象。她精于算计符合其阶级出身，她有人性的觉醒却又如此的短暂，她屈从“夫权”促成了祥林嫂的悲剧发生，但最终也把自己推向了鲁镇这个传统保守顽固势力的深渊。究其自身何尝不是一个悲剧呢？
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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