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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具有审美特质的散文教学(教师中心稿)
石狮石光中学 陈冬凝
美的内涵历来是美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希腊的古典主义，认为“美在物体形式”;之后的新柏拉图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美即完善”；十七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认同“美感即快感，美即愉快”；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美学，认为“美在理性内容，表现于感性形式”；十九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肯定“美即生活”--因为美的意蕴的多元性，所以只能说审美活动是读者各种复杂的精神活动的交织，是生理和心理、感性和理性、社会与历史、文化与智慧的综合产物。高尔基说:“我所理解的美,是各种材料--也就是声调、色彩和语言的一种结合体，它赋予艺人的创作一种能影响情感和理智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就是这样一种力量，能唤起人对自己的创造才能感到惊奇、骄傲和快乐。”
散文是自有文明以来生命力最长久的一种文学样式，其风采与魅力难以一言尽叙！从语言色调看，散文如“素描”，如“谈心”，从文化内核看，散文是“观察”是“思考”，散文是智慧的结晶是情感的宣泄。在散文的笔下，有奥妙无穷的大千世界，在微妙莫测的心灵领域；散文的笔法变化无穷，无拘无束；阅读散文令我们愉悦，令我们沉思，令我们扼腕长叹，令我们愁肠百转……。毫无疑问，散文中有“美”的丰富的因子，而散文教学中的审美活动也不会是指向单一，层面单薄的过程。
一、鉴赏散文的意境美
“意境”两字在许多人心目似乎只属诗歌，其实不然，“意”，情思也；境，形象也。散文既是一种自由多样，关注真实世相的文体，自有其对特定意境的追求；古有“诗文一家”“文中有画”之说，也揭示了意境美不独为诗，也为散文所有；并且，现代人对于“散文是美文”的界说，也在认同散文文质相承，形神兼美的同时，实质上承认了散文的特征之一，即用独具质感的优美的语言创设特定的情境以寄托自己的哲理情思。
在散文中意境的创设，通常有两种主要途径--以形传神和以神御形，其共性是达到散文意境的融和统一，不可分离。鉴赏散文的意境美，就要循其通达意境的路途，领略不同人物的不同人生的不同场景，从这种场景的或闪烁而过或慢速显现之间，捕捉到作者寄寓于其中的绵长的情思，深邃的哲理。
（一）以形传神的意境需要循形察情
散文意境创设方法之一是以形传神，就是“通过对具体形象的逼真描绘而传达出抒情主体的精神意蕴”，传递出文中主人公的主观情感，阅读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妨循其形，入其里，察其情，达到鉴赏的目的，获得审美的愉悦。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月光如流水”一段给人的美感非同一般，作为鉴赏，就需要体味这种美感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见出该段重点是何塘的月色，故文中先用一笔喻写月光，用“流水”似的“泻”来形容圆月的普照，给人月华似水的真切的感受。“薄薄的青雾”句看似唐兀，实乃紧扣住“月色”二字：上有月光映照，下有荷叶反射，白雾便成若有若无之青雾。透过薄雾看荷塘，景物皆如此朦胧飘忽，作者便用“像笼着轻纱的梦”句来形容，“梦”为喻体，恰好是月色之美，美得令人感到不真实的写照。至于下文的“梵婀玲”“树影”都是构成此段美好意境的绝不可少的一环。总之，在这幅画面中，月光、荷塘、青雾，造成了绘画的构图美，明与暗，层次和色彩造成视觉上的美感，小提琴演奏名曲，给人以音乐美，造成听觉上的美感。
我们在进入这样的场景时，充分领略荷塘月色的美时，心又怎么不能意会到作者此刻面对的幽静和宁滥的那般平和宁静的心境呢？而联系上下文，因“噪”而觅“静”，因“烦”而觅“宁”，这般心境背后的烦忧和“不宁静”也就见出一斑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如是必显。”正是揭示了此种情形下的鉴赏方法。
（二）以神写形的的意境需要追问真意
散文创设意境方法之二--“以神写形”，就是“通过对象的底蕴来塑造形神兼备的意象”。在这种方法下的意境，通常呈现出夸张变形的特点，充满象征意味。阅读这种散文，我们尤其应该探求散文形象变异的原因，象征的背景，而这是说，这种鉴赏较之前者那种自然的进入，更着意在有意识的探求。
波德莱尔的杰作《每个人的怪兽》，描绘了背负沉重怪物盲目行走的人群场面。这个人与“怪兽”浑然一体的象征，强烈地表现出人之生存的沉重与荒诞。这种对理性具有明显冲击力的鉴赏效果，无疑需要我们对文中被异化了的人类的生存状况发出追问；鲁迅的《秋夜》中，夜空会躲闲、微笑，枣树也有感情与知性，夜空是“奇怪而高”、色厉内荏，狡诈阴险，枣树则直而往上，不屈不挠，抗争到底，这样，自然景致完全在作者的主观世界中异化变形，构成独特的意境之美。
我们在感受艺术形象这种扑面而来的个性气息的同时，要达到审美的层次，更主要的是要追究其产生背景，其目的指向。
二、鉴赏散文的情感美
与韵文相比，散文如日常谈话般率性真诚，随意自由，外国散文中有所谓絮语散文，随笔散文，我国现代有谈话风散文，有所谓“闲话”、“杂谈”类散文类别，在强调散文情感的自然流露上二者恰好不谋而言。
的确，散文抒情志的功能并不比诗歌差，在深入人心探幽，在方式途径的灵活多样上，散文可说还胜诗歌一筹，因此，散文往往成为作者内心情感最自然的最熨贴的寄托。散文直接面对的是宇宙间最美丽的生命体－－人，直接面对的是最为丰富多样的生命的情感体验。实现散文的审美功能，还需要循其语言表征，追寻它直抒或隐含的人物情感，在对这些情感的理解认同和反复体味中提升审美品位。
那么，散文的这种审美功能在阅读中是如何实现的呢？
稍有鉴赏力的读者都有从阅读兴奋中享受艺术美感的经验和体验：阅读之后，在一定的艺术直感的支配下，艺术意象重现，与作者之间沉默的情感交流出现了高潮，在兴奋中获得共鸣的快感，这时候虽不求甚解而心绪飞动，虽掩盖而毕而余味无穷……，这是在值得鉴赏处自然形成的“兴奋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常有“快绝！妙绝！”的赞叹；脂评本《红楼梦》常用“宁不相杀”的点评。追根溯源，这种兴奋点的形成正是在读者进入阅读鉴赏的境界，无意识的换位思考后得到的一种情感的愉悦与共鸣，而唤起读者审美体验的正是作品中或浓郁或淡然或婉曲或直率的情感。
由此，我们可以回答以上的问题：深入文本，发挥想象，换位思考，是实现欣赏散文情感美的有效途径。
举朱自清的《背景》为例，作者在用家庭灾祸设置好父亲送子远行的背景后，描绘了父亲送子的几个场面，尤其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父亲为我买橘子的行动，此时似电影镜头叠现的情势点示了“我”多次的流泪。“事非经历不知难，情非感受不知味”，若只是冷眼旁观，漠然置之，那与我们司空见惯于街偶中的乞丐的感受有何相异？又何以能唤起我们的审美愉悦？此时，唯有发挥想象，换位思考，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才能深切意会到一个父亲，一个一家之长在家国两茫茫之际，送子远行时的那种深情的牵挂，那种不忍不舍，满怀希望而前景黯淡，相互交织的复杂感受。
但仅仅是调动想象，换位思考，还只是促使“兴奋点”的形成，停留在“理解感情，引发共鸣”的层次上，不足以说明进入审美鉴赏的较高层面。要进入情感美的鉴赏，还必须要求对在形成的为自我所感知到的情感进行追本溯源，摸索出一番理性思考的“所以然”，而这一番“所以然”的得出过程则可见出读者的鉴赏门道，其结果也正可见出读者的鉴赏功夫来。
再举《背影》，文中引发我们共鸣的天伦之情--父爱，为什么在当时的作者却未能明了，“真是太聪明了呢”？为什么直至“近几年来，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之际，收到父亲的悲观而故作达观的信后，作者对父亲的挚发才得以象火山一样喷发呢？（--而这千言万语只成就又一个“背影”！）对这些问题深入剖析，不但要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而且可能需要借用心理学、历史学、美学的知识共同参与解读。山东李洪昌先生在其“教学感悟”中悟出认为父子在时间、空间感情的适当距离产生了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1年6期）这种对情感美的缘由的理性追溯就使鉴赏过程有了实实在在的着落。
人的情感是相通的，不同经历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都可能从某一角度找到与散文作者的共通处，达到部分地接受作品的地步，关键是看你在什么理性背景下，沿什么途径入手、探幽，也就是说，鉴赏散文的情感美，不但要“通其情”，并且要“晓其理”。张炳隅先生在其《文学鉴赏学》中用“通情达理”概括，正是其意。
三、鉴赏散文的哲思美
小说展现故事风光，让读者在领略其风光的同时，步入看不见的故事的深入，悟出宝贵的人生智慧；诗歌表现情感，读者总是被诗的意象、情感和想象能力所牢牢吸引，在诗的阅读中得到的更多是情感宣泄的快感，是破解解读这种宣泄途径后的愉悦。而散文，从历史的隧道中走来，更从人间世相中显现而出，自有其有别于诗歌、小说的追求。
回顾散文走过的足迹，战国时的《左传》作为古代叙事散文成熟的作品，长于记事写人尤其擅长战争，而叙事散文的丰碑《史记》则进一步发扬古代叙事散文的记实笔法，唐宋作为散文的黄金时代，叙事当中挟进了抒情议论，明清小品散文把情思信息慢慢张扬开来……，以下至今，才是我们较为熟知的现当代散文，这一时期的特征，用郁达夫的话来说，是“每一位作家的每一篇散文中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鲁讯的沉郁博大、朱自清的清新淡雅、张爱玲的真切微妙、丰子恺的幽默拙雅……无不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长久以来散文以记实为本，以史学为伴，蕴集着散文作者对于人生世相的多少关注，多少思索，多少探索。在这个种根之上，才繁衍出了作者各具特征的情思。因此我们可以说，散文是体验历程的产物，是纯正思考的结晶。散文之“神”，散文之“魂”就是作者对于人生世相的思考，对于生存之理的探索，这就是渗透于散文形象中的哲思。罗丹提及其著名的作品《思想者》时说：“艺术人的整个美，来自思想，来自意图，来自作者在宇宙中得到启发的思想和意图。”这句话适用于散文。
鉴赏散文这种独特的哲思美，需要开放性地理解散文的哲思。
观照世界，无论作者或读者都不能不基于一定的角度，受制于一定的时空，因而，无论其寄寓或所感受到的哲思都逃脱不了注定的死角。但历史社会文明的复杂性却时时提醒人们不可以用一种模式来诠释世界，无限纷繁的世界、各式各样的感悟，需要以多元的精神为导引，开放性地接纳、理解，由此而拓展着自己的认识空间，从而更好地提高审美品位。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当代散文中独具浓重生命个性色彩的一篇，其艺术感染力不但来自冷静的文笔穿越苦难而喷涌出的一般独特的凝重与凄然的气息，而且来自于本应旺盛如青草却霎间枯萎的岁月中的往事，来自于在被毁灾的命运中对生命的思考，对生与死的执着的追问。（实际上当一个教师喋喋不休于记叙的方式、素材时，学生早被这其中具有哲理忌昧的永恒命题的探寻所感动，尽管以其经验，他并不一定知晓该怎样观对这份感动。）
毫无疑问，《我与地坛》最独特的美的特质就在于其哲思的表达，这种哲思因其存在于那么狂乱浮躁的年代而益显独特，因其存在于作者的遭受厄运之中又似乎显得如此普通，只有剖析一个时代的追求，明白群体与个体的力量之比，只有理解了史铁生的插队生涯，他的青春梦想，才能明白那个发出亘古疑问的瞬间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把这种对生命两难境地的艰难抉择到在特定的群像背景 中加以考察，如屈原、如司马迁、如老舍、如哈姆雷特……，那么“生”或者“死”对我们就不只意味着一个问题，而意味着人生的一种永恒的状态。悲剧感由之而生，审美演变化累积人生，洞察生命，--而这，需要开放的目光，广阔的视野。
当然，鉴赏散文的哲思美还应该还必须留意到它与散文的意境是魂体相依的，不可以孤立地抽离开来品读而妄自衍生出某种概念。
四、鉴赏散文的形式美
黑格尔说：“艺术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从感性事物，从自然取来的；或者说，纵使内容是心灵性的，这种心灵性的东西也必须借外在现实中的形象，才能掌握得到，才能表现出来。”这即是说，文学的情感美和哲思美都离不开表现方面的形式美。美学家有个命题叫“美在形式而不即是形式”，说明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才能铸成艺术的美，其关系犹如服饰与人体，相得益彰，才能称之为美。
刘勰认为文学可有六观：“一观体制的安排；二观描文辞的布置；三观如何借鉴他人而变化；四观或奇或正的表现手法；五观怎样运用事类使用内容丰富充实；六观语言语的音韵节奏。这“六观”可作为我们对散文形式美的一种参照，这里撷其要归纳成如下的鉴赏要点：
（一）验证篇章结构的“恰当美”
一篇散文所写的内容，尽管可以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但绝不会是一般散沙，尤其是优秀散文，其内容应该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结构，内容的整体性要求便带来内在结构的恰在好处的张力和运动方式，使文章的篇章结构更紧密地附着于内容之上，甚至与之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在文字的散与整，材料的疏与密，文笔的繁与简，布局的开与合收与放的关系上，能够根据文章意境的要求，作者情思的要求而处理好这些关系，这样的篇章结构便成称之为美。
朱自清的《绿》是一篇善用工笔细描的写景散文，重心在梅雨潭水之“绿”，文笔就“简”在瀑布，“繁”在潭水。简笔略写和繁笔详写时，又注重疏密之分别。繁笔详写潭水，先是正面展现，又从旁联想开去，用他处质色各异之“绿”来衬托，来渲染，却止于泛泛而及，传神而已，开放的格局中又有疏密相间之美。整个结构多姿多彩，摇曳生色，把个抽象的“绿”色写得夺人心魄，使人为之心醉神迷。这样的形式处理与作者对梅雨潭生机勃勃的绿的赞美已浑然一体，语言的张力与内在情感逻辑的推动相辅相成，难分彼此，当然是我们所称道的美的结构。
（二）验证语言表达的“外饰美”
生动的语言，形象的修饰，体裁的运用，章句的排列等若配合和当，往往使作品更为出色，体现了外在装饰般的动人的美。对这种美的观照和审视将强化我们鉴赏过程中的审美愉悦，也加深我们对散文美的多方位的认识。此方面例子举不胜举，不再赘述。
教育部“八五”和“九五”两个美育研究的规划课题，提出了将美育向各学科教学渗透和各学科教学向审美特质方向转化的教育教学理念或模式。新大纲强调语文学科要“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散文教学是语文学科教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构成，中学语文新教材所选入的中外散文作品，大多情意浓厚，文辞优美，构思绵密，语言富有情感和哲理，在一个广阔的空间中再现了人类丰富多样的情感世界，凸现了异彩纷呈的艺术表现形式。只有从审美的需要出发，解读和鉴赏这些文学作品，使散文教学转化为美的再现，美的欣赏和美的创造的活动，才能有效地提高散文阅读教学的质量，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审美素质，真正体现出语文学科对人文的归属。
参考书目
1、汪文顶《怎样写散文》（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2年8月）
2、孙绍振《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3、张炳隅《文学鉴赏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年12月）
4、于君《生成与创意》（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1年10月）
5、刘勰《文心雕龙》
6、《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期刊 2001年第一期至第六期）
7、《语文月刊》（期刊 2001年第一期到第七期）
参考资料
1、汪文顶《现代文学讲义》（1987－1991年笔者就读于福建师大中文系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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