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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的小人之儒冉有--读《季氏将伐颛臾》有感 (教师随笔)
孔子曾告诫他的学生要做君子之儒,而要警惕自己不小心沦落为小人之儒。孔子此言当非泛泛而论,而是有着切己之痛的有感而发之言。他的学生,才华横溢,能言善辩,有着接触治理能力的冉有竟然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人之儒,这让孔子大为生气也大为伤心。深受刺激之下,孔子才一再要求门人注重道德的修养,毋为小人之儒。
何为君子之儒?何为小人之儒?君子之儒,他的学问即是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他学问最好的写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学习乃是自己人格的提升与完善的过程,学习注重的是内在生命的成长,促进心灵世界的丰富,从而成为滚滚红尘中高高竖立的价值标杆,维系着人的尊严与价值于不坠。当然君子之儒也并非不犯错误,但他们具有“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优良品质,拥有“闻过则喜”的宽阔胸怀。正如子路和孔子谈论卫国国君假如任用孔子的话,孔子最先做的将会是什么事,当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马上批驳老师这样做太迂腐了。但当孔子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后,子路当即改过,子路真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风范”!其后子路终身服膺孔子的教诲,并用生命来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子路实在称得上孔门“君子之儒”的代表,也难怪深得孔子的信任。孔子在自己心灰意冷的时候感叹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再看小人之儒,他们可能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无人格操守。他们的学问和人生是割裂的,人格是分裂的。他们把学问当做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完全无视学问的价值属性。他们就是孔子所批评的“今之学者为人”之徒。虽然他们能言善辩,但孔子一针见血指出他们“巧言令色鲜矣仁”。
当我们翻开《季氏将伐颛臾》时,我们自然会感到疑惑一连串的疑惑,文章开头说“季氏将伐颛臾”,这里用的是“伐”字,而接下来和孔子说的时候却用了“有事”这样一个中性词,“伐”代表的是堂堂正义之师,是吊民伐罪,何以弃此不用,反用模糊语言“有事呢”?冉有和子路一起去见孔子,何以从头到尾未见子路说话?这与子路平时性格不太符合,子路是一个好冲动却“当仁不让与师”的人。孔子在批评时为何只针对“冉有”,并在冉有声称“吾二臣者皆不欲也”仍旧只批评冉有,这是否有失公平?
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我们必须回到事情的起初。冉有和季路来见孔子告知孔子即将进行的重大军事行动,是出于礼节性的拜访以示对老师的尊重,还是两位同学在此事件中意见相左,谁也无法说服谁,所以需要老师来定夺,一锤以定音?这是理解这篇文章的关键!我们认为是第二种,即两位学生意见不一致。孔子著《春秋》,常“以一字寓褒贬,让乱臣贼子惧”,作为孔门的资深弟子焉能不知“伐”与“有事”的区别?冉有深知子路的暴脾气,如果用“伐”字,恐怕孔子还没有说话,子路早就跳起来大叫我不同意了,所以冉有很有技巧的使用了“有事”这个中性词,让子路无话可说,也可让孔子误认为他们两人是同盟军。但孔子是何等智慧的人,冉有的小伎俩岂可逃过孔子的如炬慧眼。孔子直截了当的批评冉有而非他们两人。孔子的三条无可辩驳意见,加上“何以伐为”的反诘,如泰山压顶,以雷霆万钧之势把冉有原有满满的信心打得无影无踪。
面对孔子巨大的道德优势,颇富心计的冉有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正面进攻不行,那就实行迂回包抄的战术。“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门中不但老师对学生非常了解,从而因材施教,学生对老师也非常了解。冉有深知孔子是最讲礼的人,因此不会直接批评统治者,所以冉有把季氏这面大旗扯起来,这样孔子就不好针对季氏说什么了,而冉有就可以借老师默许这个理由来压服子路,因为子路对老师最忠心,同时又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真可谓一举两得。不得不说冉有心思的缜密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该说一般人,恐怕都会被冉有这样忽悠过去了,可孔子何等样人物,圣人岂可欺哉!孔子以一句“是谁之过与?”把冉有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破了。
面对孔子如此严厉的指责,聪明的冉有不可能看不出孔子已经生气了,可冉有不仅没有悔改,反而赤膊上阵了,冉有为何如此犯险而上呢?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合乎逻辑的解释他这样做的缘由。那就是冉有不仅不是“有事于颛臾”的反对者,很可能是一个出谋划策者,至少是这一计划的热心支持着和执行者。也许他已在季氏面前夸下海口,定可说服孔子支持或默许,在舆论上赢得道义支持,从而实行季氏的既定方针。
冉有一句“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彻底激怒了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孔子终于金刚怒目了,“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孔子为何会如此愤怒呢?因为冉有作为季氏的家臣本应该辅佐他为政以德,可现在冉有完全违背老师的教导,追求的是赤裸裸的利益,这不是典型的“小人喻于利”吗?如此聪明的学生堕落为一个眼里只有利益的的小人,孔子总不心痛和焦急呢?孔子多么希望自己这一声狮子吼能唤醒冉有迷失的灵魂。
然而教育不是万能的,教育的效用是有限度的。冉有终究辜负了孔子殷殷的教导,无可挽回的堕落为“小人之儒”了。“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原则问题绝不宽容,“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不仅不念师生之情,更不许他的学生念及同学之情,这可见冉有之事对孔子的伤害至深,也可显见孔子坚守原则的坚定性。
冉有成了后世御用文人的祖师爷,这类人的可恶可恨之处在于他们为统治阶级种种非法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使统治阶层的犯罪合理化。这些御用文人混淆了是非观念,颠倒了黑白,使道德虚无化,这将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混乱不堪,对民族生命力造成严重的斫伤。文人一旦无行,后果很严重,因为这是社会精英阶层的堕落。古人沉痛的总结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如果一个社会读书人选择做冉有的人多了,也预示着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整体性堕落了,也预示着这个社会已经走在覆灭的路途当中了。知识分子丧失道义的担当,也许是中国社会不断陷入治乱循环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但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劫后重生,就在于任何一个黑暗的年代,于万马齐喑的无边黑夜里,仍然有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志士仁人,是他们薪尽火传,点亮了历史的天空。他们就是孔子所称许的“君子之儒”。
在今天这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在这个利益格局面临大调整的年代,每一个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选择:子路或者冉有。这将拷问着我们的良知,也关乎着我们民族的未来。
徐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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