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推动乌台诗案(苏轼入狱)

宋神宗推动乌台诗案(苏轼入狱)

　　王安石再度罢相之后的第二年，熙宁十年（1077年）十二月壬午，宋神宗发布更改年号的诏书，其中讲道：

　　其因来岁之正，以新元统之号。式循旧典，对越神休。宜自明年正月一日改为元丰元年。

　　这一改元将意味着大变法部分进入新的时期，希冀在神宗“独裁”之下，变法能取得巨大的丰硕成果。

　　如果说在熙宁时期的行政策略是以传统的“制衡术”为主，有如王安石形容的“刚健不足”的话，元丰时期则渡到了以“铁腕强硬”为主的历史阶段。

　　“三旨相公”

　　改元之后，神宗进行了一系列人士调整。他任命吴充、王珪为相，后以蔡确、章惇参政，冯京执枢密，吕公著副之。此后又有一系列的黜陟拜罢，王珪、蔡确、章惇、张璪、蒲宗孟、王安礼诸人，先后为执宰辅弼大臣。尤其是王珪出任宰执大臣先后共16年之久，深得神宗相知重用。

　　这个王珪，曾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迩英争辩理财问题时，左右逢源地“和稀泥”，那件事很能代表王珪的特点。然而，这样一个人自熙宁三年（1070年）官拜参知加政事以来，竟然能与神宗共处16年之久，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病逝。16年间，任凭风急浪高，群臣升贬走马灯一般，而唯独“将顺为政、无所建明”的王珪能一帆风顺，其诀窍可从时论中看出。时人称他为“三旨相公”--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神宗久用这样的人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专制君王的令行禁止，专行独断，而不允许有作为的大臣有擅权之机，这固然是赵宋立国的传统。

　　然而，进入元丰年间之后，王珪之类已成了宰执主流，这标志着神宗不再任用有为之臣而一意专断，要群臣尊仰，并以更加专制的办法去执政，去推行新法。

　　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神宗下令负责推行新法的“司农寺”（废掉“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后，主管新法的机构）：以后凡涉及变法措施的大事，不得随便交所属部门讨论，都必须“先奏取旨”，由自己严格把握。与此同时，他对于反对新法的官员，也不再客气容忍，而予以坚决回击。元丰五年（1082）提举江南西路平常事刘谊上书，指出新法十大害民罪状，系统批评熙宁以来“富国之法”的弊病。神宗立即予以批驳，说刘谊“惟举一二偏僻不齐之事，意欲概坏大法，公肆诞谩，上惑朝廷，外摇众听。宜加显黜，以儆在位。特勒停，”刘谊被罢了官。这样强硬的态度，完全出自神宗躬亲之手，确实令人悚然。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因吟诗讥时而获罪的事，这就是“乌台诗案”。

　　赋诗遭弹劾

　　神宗一朝大开“以言罪人”的杀戒，在熙宁年间无数反新法大臣去官落职足以为证，这已经违背了赵宋开国君主钦定的“不以言罪人”的“祖宗之法”。但是，上述事例毕竟还是朝议纷争，明陈直谏的结果。大兴“以诗文获罪”的“文字狱”，则是进入元丰时代才开始的。这是宋神宗独裁政治的显著标志。

　　事情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离开彭城，出任湖州知州，他到达湖州任所之后，在给神宗的谢表中写道：“臣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不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感激皇恩迁其到湖州，决心好好干，“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这本是一道十分正常的谢表，当然也多少带点自嘲的怨气。

　　可这不经心的怨气却大大地刺激的主张行新法的一些人，那“新进”、“生事”之类的字眼，使一些人很不舒服，他们早节对苏东坡耿耿于怀，“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可就是找不着下手的机会。这回可好了，抓住他上皇帝表中的字句，再挑一些他平时诗词中的“犯上”毛病，狠狠治他一下，看看谁还敢对时局不满！看谁还敢再说三道四！

　　于是，七月初首先由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出面，上述状告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还把别人刻印的《元丰续添苏学士钱塘集》交给神宗。

　　不久，又一位监察御史里行名叫舒亶（音胆）的也弹劾苏东坡，说他借写诗作赋，“无不一以讥讽为主”，而且说他把诗赋雕版印书，“传播中外”自以为能”。舒亶把苏轼的四本诗集连同他的奏章一起呈上去，指摘东坡《山村五绝》、《杭州观潮》等诗中一些句子，说他借诗诽谤新法，愚弄皇帝。他以为苏轼罗织的罪名是：

　　陛下为赈济贫乏，贷钱于民，以使之恢复本业--苏轼讥之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为富国裕民，兴办水利，以使天下富足--苏轼讽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为增进财政收入，实行了榷盐--苏轼谤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苏轼如此目无天于，实在罪不容赦！

　　第三个想置苏式轼于死地的，是升任了御史中丞的李定。李定曾在熙宁时因讲青苗法便民，得王安石器重，提拔他当了京官。当时激起朝中许多大臣的反对，苏轼亦在反对之列。李定母死而不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如今，李定是怀着强烈的报私仇的小人之心，非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了。他同样采取了“捕风捉影”、“随意栽赃”的恶劣手法，列举了四条足以要苏轼的罪状，最后下了断言：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宥”。

　　苏轼入狱

　　神宗看到三位谏官都交相弹劾苏轼，心中自然恼火，下令由御史台派人去抓苏轼进京问罪。一个人由于写诗而被捕，这样的事在赵宋建国以来也是闻所未闻的！

　　朝中的驸马都尉王诜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着急，忙派人给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的）苏辙报信。苏辙接到消息大吃一惊，火速派信使飞报在湖州的苏轼。

　　朝廷派来逮捕苏轼的是太常博士皇甫遵。他受命之后带了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连夜疾驰，直奔湖州而来。但是，他行至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因儿子得病耽搁了半天，所以苏辙派的信使先到了。

　　苏轼知道朝廷要抓他了，但他还不太清楚自己的事到底有多严重。他告了假，把公事交给湖州通判祖无择代理。

　　皇甫遵一行气势汹汹地到了湖州府衙，皇甫遵身着官服，手持笏板站在庭院里。两个着白衣黑巾的兵丁各站一边，面目狰狞，凶神恶煞。

　　衙内一片混乱，苏轼不愿出去，与祖通判商议。祖通判劝道：

　　“他们是奉了皇上的命令来的，避也是避不开的，我看你还出迎吧！”

　　于是，苏轼着官袍官靴，手持笏板，迎于庭下。祖通判与众官吏都排在苏轼身后。过了一会儿，只见那两个兵丁拿着御史台的公文，皇甫遵态度威严环视左右，一言不发，空气极为紧张。

　　这时，苏轼先开口，对皇甫遵一拱手，说道：“我恐怕是必死了，死固难辞，但请允许我回家一趟与家人道别。”

　　皇甫遵听到这儿，脸色才缓过一点儿，说道：“还没那么严重！”

　　这时，祖通判一听还有转机，马上向前跨了一步，问道：“大人，一定有诏命吧？？

　　皇甫遵见有人插话，十分不耐烦地问道：“大胆！你是什么人？”

　　祖通判面无惧色，回答了自己的官职。

　　皇甫遵一听，马上命令兵丁把御史台的公文交给祖通判。这不过是要苏东坡革职进京受审的一般公文，大家的心才逐渐平下来。

　　苏轼被允许与家人告别。这是多么悲恸的一幕啊！一家妻儿老小泣不成声，号哭欲绝。苏轼强压住自己的感情，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安慰一下家人，便离家远行了。

　　路上，苏轼萌生过自杀的念头，可又怕给亲友惹来麻烦。御史台派人去抄查他的诗文信件，大部分文稿都被烧毁了。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日十八日被解入御史台牢狱，两天以后便正式开始接受审理。

　　群臣不满

　　苏轼进京受审期间，其长子苏迈一直陪同照顾他。他们约定每天送饭时，没有什么事就送肉和菜，万一有不测就送鱼来。这样，可以使苏轼明白事态的发展，心中早有准备。

　　这天苏迈因事外出，委托个朋友代为送饭，却忘记告诉他约定的暗号。事也凑巧，这位好心的送饭人为苏轼买到了几条鱼，做好，高高兴兴地送到牢房去。苏轼一看，顿时胆战心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了。他就与狱卒商量，写了两首永别诗给弟弟苏辙，请狱卒转交。

　　这是大文豪苏轼以为自己将离开人世的两首绝命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的这两首诗，使苏辙读后伤悲深痛，涕泪泉涌。他立刻上书神宗，愿以自己的出身官爵去赎其兄之罪。神宗看到了苏轼令人心恸的两首诗，心中也有所动。

　　苏轼因诗获罪之事，在朝野上下激起强烈的反响。许多大臣替他讲话，也遭到了贬官外斥。王诜、苏辙等人被贬职；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黄庭坚等人被罚俸；就连已故的欧阳修、文同等二十余人都受到了牵连。这就是“乌台诗案”。

　　“乌台”指御史台，是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百官行为政务的机构。为什么把御史台称为“乌台”呢？据《汉书朱博传》讲“是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来暮去，号曰朝夕乌”，后来就把御史台称为“乌台”。

　　这是一件明显改变“祖宗之法”不许以言罪人之规的重大事件，也激起了朝中其他一些人的反感。宰相吴充以曹操尚能宽恕“击鼓骂曹”的汉末文学家弥衡一事，规劝神宗宽赦苏轼。神宗惊异地说：“朕并无他意，不过召轼入京核查是非而已，即将放他出去了。”

　　这件事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神宗有些意外。

　　两大文豪会金陵

　　抓住苏轼诗文中的一些词句大作文章，这本是李定、舒亶等人想借此“杀鸡儆猴”，打击反对变法的那些人的手段。然而，此事在朝野激起了轩然大波，却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不过事情既然发生了，也没有什么必要手软，为苏轼说情的人既然不怕受牵连，那就得让他们倒点霉。这也是神宗显示一下他的“铁腕”的机会。没有神宗的支持，这么大的案子是不可能成狱的。

　　但是，更为棘手的是，连章惇和王安石这样的主张变法者也都不赞成此案，而且他们还都站出来替苏轼讲话。

　　章惇对神宗说：“仁宗得苏轼，以为一代之宝。如今陛下将他投之大狱，恐怕后人会说陛下不爱惜人才，而爱听阿谀之词吧。”

　　这时的王安石已罢相居金陵三年了，他本不太多干预政事，但听了此事也很生气，上书神宗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重病在床的曹太皇太后，听到苏轼被下狱也很气愤，把神宗叫到床前说：“当年仁宗得苏氏兄弟，十分欢喜，告曰得了宰相之才。仁宗感觉他老了，怕用不上这两个人，说是留给子孙，好使他们堪大任。你现在倒把苏轼下了大狱，真令人难过。”

　　神宗只好说：“苏轼不满新法，动辄写诗讥讽，我也很头疼呢？不过，我并没想把他怎么样，让他明白也就算了。有您的懿旨，我立即下令放他就是。”

　　十二月四日，神宗下令放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他从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一共被关押了一百三十天。四个来月的铁窗生涯并没有改变他豪放旷达、落拓不羁的天性。他离开京城，与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在那里，他度过了艰辛的五年，于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改知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在赴汝州途中，路过金陵，特意去看望了王安石。

　　病中的王安石与逆境中的苏轼相会了。这是怎样的情景啊！这两个人在变法问题上看法是很不一致的，尤其是王安石当政的时候，苏轼并没得过志。如今，谈不上同病相怜，至少是意气相投，使两位大文豪欣然相聚。他们诗赋唱和，携手登高，坦荡豪爽，磊落真挚。两位文坛泰斗的佳作，为文人雅士广为传诵。他们咏景新清如画，寄情婉如绰约，相互赞佩，亟思同游。以往的恩怨，眼下的坎坷，都情托山水，云游八极而去了，只留着深深的思念，久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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