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语文的本体--顾之川语文研究方法一得

回归语文的本体--顾之川语文研究方法一得

金传富

　　对于语文教师的素养问题，刘国正先生在《实与活》中有过多次论述，而对于语文教材的编辑者，国正先生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具有广博的文学知识和语言知识(古代、现代)，兼及其他文化科技常识，通晓一门外语。二，具有教育学，特别是语文教育学的知识。对语文教育的历史及现状，对语文教学的问题和经验，对国际语文教学的概况有比较广泛深入的了解。三，具有编辑出版的知识。四，具有鉴别文章优劣的能力，以及识别语言正误优劣的能力，能写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

　　此外，刘先生更为强调的是：

　　“最好对一两项专业的研究达到很深的造诣，成为有很大成就的专门家。……许多前辈先生，如德隆望重的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他们既是语文教育家，又是文学家、语言学家，这一现象足以证明上述观点是正确的。自然，这方面不能普遍要求。但少数编著者主观客观条件都具备，又有攀登的志趣，应该受到支持和鼓励，应该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先生的这一要求未免难乎其难，但是对于顾之川来说，这些要求无疑又都是十分恰切的。之川学兄研究生时师从语言学家、训诂学家、辞书家李运益先生，李先生精于训诂，之川受业于训诂之学，故得其真传。后来又从著名语言学家刘坚先生读博士，专攻断代语言研究，自然得语言学之精义了。虽然在读书时我们未尝面见，但他的博识与经务（处事）之能都是深得老师们嘉誉的，师弟们就只好拜服。就经务而言，据说80年代末有一年他偕业师李先生外出访学，车票十分难搞，上了车之后，之川硬是想方设法为年近古稀的老先生弄了一张卧铺票。在学业方面，虽然业师并未在我们面前有所言语，但是不经意间转落到我们诸师弟手上的《<通雅>转语研究》，油印的，厚厚的一册，还是砸蒙了我们的头，没有想的是，这些都成为他后来从事博士学习的根本。并且在他从事繁忙的语文教材编辑之余，洋洋而有著焉--这便是他新近出版的两部回归语文的专著《语文论稿》 、《明代汉语词汇研究》 （据说还有两部正在付梓之中）。

　　两部书，一部是汉语词汇研究的专著，另一部，语文教育论之外，太半也是语言研究的专文，其结论与其方法深得研究的精髓。我们认为，概其要点，有以下诸端：

　　1．立论充实，引据详明

　　顾之川深谙训诂之学，他的立论不崇虚言，务尚确徵。如在描述明代统治政策对文学造成的影响这一结果时，他写道：“这与西方中世纪文学异曲同工。高尔基说：‘史诗和骑士小说乃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创作，它们的英雄乃是强夺者。’” 单高尔基的话，就足见他的博识。照理此文论中国断代语言，与外国人无关，但经他这一引据，就足见其份量。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他引用的一则吕叔湘先生《<汉语大词典>的性质和重要性》中的一段话得到很好的解释 ，这段话虽说他用来证明开展断代研究的重要性的证明，但也完全可以看作是他从事汉语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和理论依据。而实际上他就是这样做的 

　　在《阮元的小学成就及治学方法》一文中也有过类似的总结，他说：

　　……阮元在为焦循《群经宫室图》所作《序》中说：“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这种不恪守信条、惟真理是求的精神，不仅适用于训诂学研究，而且可以看作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便是沿用既久的孔(颖达)、贸(公彦)义疏，只要确有证据，亦敢于大胆推翻，创立新说。在他看来，“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不足论”。(《揅经室三集》卷四(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很难说这不是他给自己从事汉语言研究的树立的一杆标尺。

　　2．观点明确，持论允当

　　学术研究最怕模棱两可。在这一点上，顾之川态度鲜明。如在关于论汉语的历史分期的这个问题上，由于语言学界见仁见智，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因此他明确表明他的看法，将“四分法”当作他行文的一个标准 。

　　作为学术专著，也并不是说，光有了观点就能统摄一切，观点还需要站得住脚。于此顾之川也十分在意。如在评析明代文献资料的注释整理时，他说道：

　　由于不少明代白话文献同时又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品，历来深受读者的喜爱，因而不断有新的校注本出版。这些校注者，或具有扎实深厚的文献功力，或谙熟元明汉语语词，因此，他们往往能给一些明代汉语的特殊语汇以准确精当的注释。这些注释材料，尽管只是随文释义，未必能够“验之他卷而通”，但大多能“揆之本文而协”，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欣赏原著，也理应成为我们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时的参考。但是，由于校注者水平不一，其所作注释的参考价值也不一样。

　　这个观点建立在他对顾学颉校注的《醒世恒言》，白维国、卜键的《金瓶梅词话校注》，魏子云的《金瓶梅词话注释》，王利器注的《水浒传》，徐朔方、杨笑梅注的《牡丹亭》，黄肃秋注的《西游记》，章培恒整理、王古鲁注释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关德栋校注的《木皮词》、《山歌》、《桂枝儿》以及王季思等注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等人作品的详明的基础之上。假如不能对以上专家学者所整理的有明一代的文学文献著作通览一过，这个结论的信度可能就大打折扣。

　　3．推演古今，解剖精义

　　在《明代汉语词汇研究》中顾之川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本书所举例证，一般为语文辞书未收，且与今义有别者。或前贤虽已有说解，但释义不尽相同，或为之扩充例证者。为避枝蔓，一般不作说明，只在参考书目中列出。”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既然语文辞书未收，那么，词例何来？二是，释义不同，又“或为之扩充”，何人所扩？怎样扩充？原来都是作者所为。乃从大量的古籍中爬梳整理而出。如义含“食物”而《汉语大词典》、《辞源》诸书失收的“嘴”字，作者从有明一代的《金瓶梅》、《西游记》、《醒世恒言》、《歧路灯》等书中找出了语源所在，这就解决了问题 。笔者母语在贵州桐梓县，乃四川言（今仍北方方言区），至今仍然“吃嘴”“吃食”并用，可资旁证。类似的精析古今的例子还有很多。

　　4．分别部居，自成体系

　　任何学术的建立没有完整的概念体系支撑是无以成立的，而概念体系的支撑没有相当的学术成见分支则无以构成理论的框架。这一点我们也可从《语文论稿》和《明代汉语词汇研究》中找到类证。

　　前书是一部论文集，后者是其专著。但二书都等一而同。论文则无所不论其详，论著则比善专精，自成一家。先说大者，二书略可分语言研究方面，和语文教学指导方面。从语言研究方面讲，《语文论稿》中的语言学论文，没有不是持论周密的。但凡与论题相关的论点都会交代有序。而《明代词汇研究》更是分章析句，体系严密。再从语文教学指导而言，他生发其所长，即使是偶有所得，也定然铺排有节，充分显示其学术修养的一个方面 。

　　5．言文兼备，新意迭出

　　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一说学术论著，必定语言生涩，干枯无聊。我们在读二书时却未必感觉如此，固然二书有富于理性思考之一面，但是，我们未尝不能从书中发现其文采焕然的闪光点。且看《明代词汇研究》在谈到明代工兴起对文学的影响时，作者写道：

　　明代中晚期，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各地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商埠重镇。城市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勃兴。欧洲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带来俗文学的兴起，与此同时，市民通俗文学渐渐成为明代文学的主流。它一扫台阁体的呆滞沉闷和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因袭模仿，展现出一种活泼泼、火辣辣的生命力。 

　　在非常理性的论述之中突然穿插“一种活泼泼、火辣辣的生命力”，不免有一利新奇之感。再如，在写明代西学东渐的影响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永乐初年，明成祖疑惠帝逃亡海外，欲追查其踪迹，同时也想沟通与海外各国的关系，遂命郑和、王景弘率官兵、水手27800余人，乘“宝船”62艘，由苏浙闽南下，历南洋群岛，至非洲东岸，前后出使7次，历30余国。万历以后，西洋传教士和商人联翩来华，由沿海而内地。他们不仅进行传教和经商活动，而且把西洋的科技、哲学、艺术等都作了广泛的翻译介绍，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西学东渐”。固然，“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科技文化上，但对明代汉语也不无影响。 

　　我且不说这段文字本身精炼至极，单是“联翩来华”就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这在语言研究中是少有的。当然也可见作者的语言文字（学）素养。

　　6．心系“语文”，淹贯古今

　　这里的语文是指“对言有别，散言即通”的中学语文教学。两部书的主体都是语言，但是都有意无地与中学语文教学相关联。我们说语文教学是要讲学得与习得的，但并非盲人摸象就能习好或学好。有了好的规律或方法更能事半功倍。而两书的研究无疑在这方面起了沟通的作用。

　　顾之川以语言为学术之本，工作从事语文教材的编著，仍然在语文的天地里驰骋，正如刘国正先生所说：“其汉语史的深湛知识对于教材的编著有很大助益，两者并不矛盾，相得益彰。”可谓回归语文的本体，回归可能叫做回归语文学的本体更为允当，因为一是“语文”一词在今天的中学语文界已经有了N次方多的含义了，常人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再说“语文”没有太多的意思；但是“文字”“音韵”“训诂”“金石”与“校勘”类皆语文之学，而这才是传统语文的根本 ，它使们今天的语文教学有了沟通古籍，承递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可能。只是真正说起来，我们今天的语文离这一标准还太远，不得不留给某些专门人才去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所不宜的。

　　而顾之川的《语文论稿》中的《试论我国语文教材选文的优良传统》、《试论中学语文教材的注释的原则》，《语文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破读与古诗的读音问题》诸篇论文尤其立论宏富，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运用他的方法论思想，既兼顾了语言学，又兼顾了文学，更兼语文教育学的诸范畴，提出了具有承前启后的结论性见解，是今天语文教育不可多得的指导性文献。至于其中另外诸篇有关新教材的文章则显然将他对语文教材的深思熟虑显现于毫端了，这也是语文专家们业已注意到的。不用我们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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