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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活与《故乡》的主题
邹立群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由此可见，“我”对“我” 、闰土和杨二嫂的三种不同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且，这也正是作者意图的体现。那么，“我”所向往憧憬的“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这个问题至为重要，它直接涉及到我们对《故乡》主题的正确解读。
一、从对杨二嫂的否定看“新的生活”的内涵
杨二嫂在《故乡》中，着墨虽没有闰土多，起的也只是一种陪衬人物形象的作用。但是，她也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作者对杨二嫂的否定，实际上是对“新的生活”的内涵作出了反注。
20年前，杨二嫂年轻漂亮，虽则是以姿色招呼徕顾主，但毕竟是以劳动谋生的“豆腐西施”；20年后，她以一个令人生厌的“圆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她自私庸俗、尖酸泼辣。可见她也历经过生活的艰辛，受到了旧社会对她的损害，从她对“我”的种种嘲笑、吹捧和诬陷的言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①、“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②、“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 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大轿，还说不阔?”
③、“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放松，便愈有钱……”
杨二嫂的如上胡言乱语、怪腔怪调和曲意承奉，无疑打上了深深的礼教烙痕。按说，像她这种“我”故乡的人，这种“这就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即便在平日和“我”母亲的闲聊中，也应对“我”有一些了解的，然而，即使她在和“我”母亲的闲聊中知道了一事我的事情，她也不会相信，而是凭着脑中根深蒂固的礼教等级观将母亲告诉她的一切放逐，而编造出什么“道台” 、“三房姨太太” 、“八抬大轿”之类在她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可以说，正是由于礼教等级观念的影响，扭曲了“我”在她眼中的形象，使她看“我”时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她对“我”并不了解，和闰土一样，把“我”在想当然中当成了一个“老爷”。这事实上，是因礼教的隔膜产生的误解。从这里，我们似乎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我”向往的“新的生活”的内涵初显的端倪。
如果说一个和“我”平素由于年龄的关系没有多少交往的人的隔膜和误解，使“我知道无话可说”了的话，随后便有了儿时伙伴闰土的出场，他又是如何呢?--
二、从对闰土的否定看“新的生活”的内涵
年少时的闰土，给“我”讲过“我”和“我往常的朋友们所不知道的”“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 大雪天是如何捕鸟、海里的五色贝壳、西瓜的危险经历等等。是他，使“我”在脑海里永远镌刻了一幅神异的月夜看瓜图，留下了儿时伙伴美好的形象和英武的身姿。更重要的是，他亲密地叫“我”“迅哥儿”，这种没有隔膜的生活和关系在“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然而，二十年后的闰土，却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岁月的流逝对他容颜的改变，而是心理上的巨大差异和对“我”的隔膜。正如小说里写道：
①、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终于”二字，我们可以看出闰土故友重逢的喜悦受到了多么严重的压抑和窒息；一声“老爷” --在小说中，他一共叫了“我”四声“老爷”，并且说他以前叫“我”“迅哥儿”，是因为“是孩子，不懂事”--后的省略号，又表明“我们”已不再是无所不谈的童年挚友，而是隔膜之下的无言。“分明”一词，写出了“我”难以置信的惊诧；“我也说不出话”，更是故人不故的陡然跌落带来的痛苦和悲哀。
②、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去。
将碗碟埋在灰堆里，除了闰土，似乎再没有任何人会这么干，我们可以揣摸一个闰土当时的心理；①、虽然“母亲对我说，凡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选择”，但他却怕拿多了，再要碗碟，难以启齿；②、没有觉醒和落后的农民的自私与狡狯的一面，加之他生活的窘迫，对碗碟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有着迫切的占有欲。怎样才能人不知鬼不觉地得到这些东西呢? 看来他是颇费了一翻心思的：要草灰作肥料，多么名正言顺；把碗碟埋在灰堆里，多么巧妙。可是，和他心灵世界有着共同空间的杨二嫂却对他有着更深层的了解，本能地从闰土要草灰作肥料的动机后嗅出了匿埋的文章，因此能够也必然会戳穿他的把戏去表表功，换一点东西。可以说，这才是“我”不再感到故乡值得留恋的真正原因，因为我竟然与闰土隔膜至斯--连几个碗碟也要通过这样的偷偷摸摸的方式换取。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以补叙的方式表现这个细节，强化了这件事予“我”故土情结最后一击的致命性。
面对闰土的变化，“我”的反应如何呢?“寒噤”、“可悲的厚障壁”、“不感到怎样的留恋”、“看不见的高墙”、“非常气闷”、“非常悲哀”等词语透溢而出的情感色彩，已经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闰土的变化，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 那就是封建礼教对他的摧残和扼杀：是封建礼教使他对“我”的称谓由“迅哥儿”变为“老爷”；是封建礼教在他和“我”之间立起了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是封建礼教在他和“我”之间形成了一道穿刺不透的隔膜。
小就正是通过对闰土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彻底否定和反拨诠释着“新的生活”的内涵。
三、从对宏儿和水生的肯定看“新的生活”的内涵
在《故乡》中，作者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的月夜看瓜图，这是“我”记忆中最深切、最诗意、最美好的意象；是“我”和闰土童贞纯洁友谊的象征；是“我”和闰土平等无间生活的具象；是“我”内心深处情感和理想的外现与物化。“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把对昔日故友的美好印象和情怀归附其间，再现童年生活的吉光片羽；同时，通过和闰土童年生活的交往经历，表达了对平等亲密，没有隔阂的生活的向往和期待。虽然，“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然而，忘却的现实，展望的是未来，宏儿和水生才是“我”忘却故乡所有让“我”悲哀的故人故事和产生新的期冀的理由。
“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又一个天真无虑的少年“迅哥儿”；“那孩子却很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身后”，又一个见人很怕羞的“闰土”；“宏儿听到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又一对友谊纯洁、感情诚挚、没有礼教尊卑概念的小伙伴。他们的友谊和一切，如时光倒流，二十年前的闰土和“我”的一切，犹如“克隆”一样地得以复制传承。
我在蒙胧中，眼睛展开一片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再现故乡的景色，色彩依旧明丽，只是小英雄的形象不再，已为残酷的现实抹去，成为封建礼教牢笼禁锢下的死躯；但是，宏儿和水生一定会置身其中，走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过上一种他们的“新的生活”。这处景物描写中，既有“我”故人不故、隔膜厚重的切肤之痛，又有“我”对下一代过上“新的生活”--没有等级、漠视礼教--的热切期待。
结论：对《故乡》的主题，教材和教参所谓“揭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所谓“揭示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农村经济日益凋蔽的社会根源”之类的大而化之的主题阐析不仅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可笑的。
笔者以为，“新的生活”指的是一种消除了等级的、没有隔膜的、 亲密无间的、平等坦诚的生活和生活方式(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文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词语得到例证支撑，如：“厚障壁”、“高墙”、“隔成孤身”、“隔绝”等等，难道“我”反复强调的人与人之间思想和精神上的隔阂不正是以否定的形式表现“新的生活”的内涵吗？)。由此，我们可以归结出《故乡》的主题：通过对“我”和闰土关系变化的叙写，深刻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可怕的精神隔膜，表达了对下一代过上亲密友爱的新生活的热烈期待。同时，对作品主题的这种理解，还可以顺手牵羊地解决中学语文教学中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即《故乡》主人公是谁的问题，从以上分析，我们将其主人公确定为“我”和闰土是非常恰切的，而杨二嫂、水生和宏儿则是作品中几个重要的陪衬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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