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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文学大师的中学教师岁月
朱自清有过一段历时5年的中学教师岁月（包括属于中学层次的师范与公学），其间一个穷书生成家立业后可能遭遇的生计与精神之苦，他可谓尝尽了。
朱自清工作过的中学曾让他有过何种快乐的专业生活，以至他留恋不已呢？5年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朱自清对所在中学感到失望了呢？
但他最终却突然当上了清华教授。而朱自清之所以能有这种际遇，同样也是来源于他在中学工作期间积累的美好人情与专业成就。
浙江一师的“小先生”
1913年，鲁迅曾经工作过的浙江两级师范改名为浙江第一师范。“五四”前后，在经亨颐校长的治理下，一师成了南方的新文化中心。也许因为这一点，经亨颐常会问北大要人。1920年，他又请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为他物色教员，蒋便把同为提前毕业的两位高才生朱自清和俞平伯推荐给了一师。
俞平伯、朱自清的“学问”能满足一师学子对于新文化的渴望，因为他们都有不错的“新诗”创作成果。只是他们之前都没有去中学教书的意思，而且也没有好好学过“教育学”，尤其是朱自清，刚到一师时，几乎不知道如何教书。
应该说，朱自清备课非常充分，但一上讲台，面对下面一群同龄人，有的比他还大四五岁，讲课便总会走样，加上他的穿着、形象与口音也没有什么魅力（他那件上档次的大衣，两年前因为买书被当掉了），他一时真不知怎样才可以让学生满意。
幸运的是，学生们倒喜欢他的课，因为觉得他教学认真，加上他们崇敬北大，而他又是北大校长点将过来的高才生，便亲切地称他为“小先生”，课后常常去“小先生”住处交谈请教。朱自清也不时对他们吐露自己如此年轻就出来教书以致无法深造的痛苦。
可以说，他与一师学子不仅一致认同新文化，而且能有一定的心灵沟通，朱自清能在一师立足，这一点非常重要。
年轻的朱自清不久便离开一师了。只不过，导火线让人有些诧异，居然是学生课堂上的发问让朱自清觉得自己的“学问不够”，觉得学生“不买他的账”。
或许如朱自清事后所言，这只是个师生之间的“小误会”，但朱自清终究因为它的出现而到了扬州省立八中。
在“中国公学”，和叶圣陶成至交
扬州省立八中的校长虽然得到了朱自清，却由于不为朱自清在学校里积累友情创造条件，反而支持教师排斥他，便很快又失去了他。朱自清到八中后任教务主任，他有心按北大、一师的文化来革新教学，并为八中写了一首校歌，词曰：
浩浩乎长江之涛，蜀冈之云，佳气蔚八中。人格健全，学术健全，相期自治与自动。欲求身手试豪雄，体育需兼重。人才教育今彷徨，努力我八中。
然而八中现有风气并不见“佳”。从招生开始，朱自清就遇到了阻力，一位同人领着手续不全的学生来报名，要求通融，被朱自清断然拒绝，因此开罪了当地同人。排课时更是麻烦不断，八中有一位“资深教师”还在其他学校兼课，朱自清排的课表弄得他无法抽身去“扒分”，此人便跑到校长那里告状。校长把朱自清当成是“不知深浅的小辈”，根本不理会他的革新意图，当面教训说他做得不对。年轻的朱自清哪里受得了这等委屈，当即提出辞职。
恰好此时在中国公学任教的刘延陵向他发出邀请，朱自清儿时就与刘延陵相识，不久前两人还在一师共事，因此朱自清决定到上海去发展。即使父亲动怒，大骂他不知珍惜相当不错的饭碗，他也要执意前往。
一到中国公学，刘延陵便对他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朱自清此前看过不少叶圣陶写的诗歌和小说，很是钦佩，现在能见到他，与他一起做事，当然开心。叶圣陶遇到朱自清这样的人，也很中意，两人由此成为至交。于是叶、朱、刘三人在中国公学很自然地就组建了文学团体，致力于“反映人生”的新文学创作与教学事业。加上郑振铎、沈雁冰、俞平伯等友人的声援，该团体的事业可谓蒸蒸日上。
当时南京聚集了吴宓、梅光迪等一批以西学古典人文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整理国故、捍卫传统文学的留学归国精英，他们对喜欢使用通俗语言的“新诗”发起了猛烈批判，并大力提倡“古体诗”，气势非常强劲。朱自清、叶圣陶等都是“新诗人”，岂能坐以待毙？于是他们联络俞平伯，商量成立“新诗”刊物。之后，他们又为出版之事联络中华书局，忙到1922年1月，一份名叫《诗》的月刊终于问世了，除上述四人外，郑振铎、沈雁冰以及周作人等也加入了进来。
怎奈中国公学的旧派势力看不惯朱自清等人的专业生活，而且试图消灭之。朱自清等人被解聘了，一伙朋友因此纷纷散去。一师给朱自清发来聘书，并托他把叶圣陶也请来。
两人到浙江第一师范后，几乎形影不离，而且遇见了出色的学生，如汪静之、冯雪峰、赵平福（柔石）等，甚是快活。可是不久，叶圣陶便被蔡元培拉到北大做讲师了，而朱自清把家眷迁来后，也因为生计所迫，又去了位于台州的浙江六师。
写作、教书俱佳，生活压力加大
1922年2月，朱自清只身前往台州，不过他尚无法与一师完全脱离关系，校长马叙伦与学生都极力要求他回来，因此他只得返回一师，但六师这边也不舍得放他走，他又只好对六师学子说：“暑假后一定回台州来。”
他太受学生欢迎了，之所以遇到这种无论到哪儿都要被学生“缠住”的局面，不仅是因为这两年他的新文学事业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是因为他在教育研究领域也开始用功了，他的首篇论文即是批判当时中学普遍忽视自由思想的培养以及情感与人格的熏陶，思考如何为中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生活的。
至此，朱自清这位起初教书不大顺手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是个成果颇丰的新文学家，而且成了有先进教育信仰的新教育家，“教师专业发展”的两大方面即治学与教学皆可谓是发生了“质变”。此后，他便依靠自己的新文学研究与创作，依靠自己的人格和对学生的真诚情感与教育信念，站稳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三尺讲台。
这一“专业形象”在因生计老难题被迫转入温州十中之后表现得更加潇洒自如。他总是能以严格但却亲切、认真但却别致的教学方法从学生身上激发出与他类似的文学兴趣与人格品质，师生因此可以一起沉浸在快乐的新文学世界里，乃至温州大地都因此呈现出一股崭新的文化气象。学生们看到他的形象再也不以“乡下土佬”视之了，而是被理解成了“大师”身上的可爱特征。
学生的喜爱让朱自清欣慰于做一个教书匠。与此同时，也许他还很清楚，自己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学生向往“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他自己恰恰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名健将。虽然这一点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他在教课之余，确实一直在努力从事新文学创作，而一旦有新的作品出来，便与学生一起分享，教学效果及师生情谊随之亦进一步升华。
关于这一点，另一位学生记得很清楚，他说：先生“那时写作很多，当他在接到稿费的时候，总不忘买几本书给我们共同欣赏。这一年间，他的《毁灭》、《笑的历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发表，每次我都分享到快乐和荣耀”。只是，朱自清这样教书，这样被学生“缠住”，自己的工作量会变得日加繁重。
其实，朱自清是想以这样的埋头苦干来消除其内心深处的痛苦--试图走出“五四”时期的理想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苦闷，转向“刹那主义”（只求在现实中好好活下去，做好自己每天的事情）这一人生转型所带来的精神撕裂。他写信给俞平伯说：“我们不必谈人生的苦闷，只本本分分做一个寻常人。”
这个“寻常人”正是现在的他，“卖文教书”的教书匠。朱自清终于认同了自己当下的命运：
不教书又做什么？做官僚政客是不行的，经营实业商业也是不行的，拿锄头和斧凿更是无望的。
由此，朱自清形成了自己的“刹那主义”人生观：
你们“正在”做什么，就尽力去做什么吧；最好的是ing，……你们要努力满足“此时此地此我”！
遗憾的是，朱自清如此卖力，但温中给的薪水只有三十多元，他又添了一个女儿，一家五口要吃饭，还要接济老家，实在不能应付，便去了宁波四中。在那里，他与夏丏尊交往最多，因为后者的人品、才华与他相似，而且也是不用“部颁教科书”，而是自编讲义，两人走到一起实属自然。
其间，俞平伯也来看过朱自清，两人和夏丏尊遂商量通过朱经农在商务印书馆办一份新的文学期刊。此外，朱自清还请了好友刘延陵以及恽代英、陈望道等人前来演讲，以推进四中的新文化气象，专业生活过得甚是惬意。
不过，忧虑一直在。夏丏尊知道他的忧虑，因此推荐他到春晖中学兼课，后来又帮他弄到了“专聘”，于是朱自清终于可以携家眷来到了他中学教师生涯的最后一站--春晖中学。
俞平伯力荐，一跃成为清华教授
民国时期有所谓“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说，而春晖之所以如此闪亮，乃至今天仍会被一些人视为教育的圣地，首先是因为校长经亨颐独具慧眼，将校址定于有如世外桃源般的白马湖畔，校园虽是半西式的，却像园林一般宁静优美，而且从每间教室出来，都可以凭栏远眺，湖光山色，令人心旷神怡。
其次是有夏丏尊这样的教师以春晖为家，然后他又希望能有更多的与他相似的教师落户于春晖。朱自清是他介绍来的，丰子恺也是，接着匡互生、朱光潜等也来了。这些“作文高手”满意的话，诗兴一来，便可让春晖中学闻名于彼时的新文化界。
夏丏尊的家非常考究，一群人都喜欢到他家来喝酒谈天，而丏尊也喜欢他们来，每次夏夫人总会准备一大桌菜。身处这样的环境，拥有这样的日常生活，这样真挚豪爽的朋友，再加上适值春天，朱自清当然觉得幸福，难怪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爱春晖”，难怪他一来，便要埋头在专业生活上贯彻他的“刹那主义”。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4月12日，那晚他想到了把自己初到春晖一个月以来的感受写出来，发表在夏丏尊于1923年创办的校刊《春晖》上。
然后是联系俞平伯，创办《我们》月刊，和夏丏尊一起使春晖的新文学氛围变得更加浓厚。接着在理解夏丏尊等人的教育追求的基础上，朱自清重新梳理了自己的教育信念，为《春晖》写了《教育的信仰》、《团体生活》等经典“教育学”论文。
最后是认真备课，并和夏丏尊等人形成良好配合，把他们忽视的经典文学作品，如鲁迅的作品、《虞初新志》及《白香谱笺》中的优美古文变成课文，让学生获得更丰富的文学教育。
可以说，在专业生活的各个方面，朱自清都“尽力去做了”，而且在做它们的时候，觉得非常快乐，这自然是因为他有一个能让他快乐的“专业共同体”。但是正如今天许多人把“春晖”理想化了一样，朱自清以及夏丏尊等人开始也没有看清春晖的“阴暗”，直到有一天，因为一件小事，“阴暗”暴露在他们眼前。
事情确实很小。在体育课上，一位学生喊“一二三”时声音高过了老师，老师以为该生在捣乱，拉他到教务主任那里，要求给予严惩。教务主任也看不惯新派教员，认为他们把学生“宠坏”了，便趁这事召开校务会，宣布开除该生。
台下的匡互生此前就已察觉春晖的味道不大对劲了，因为他提出的改革计划，包括“男女同校”、“实行学生自治”、“唱校歌不唱党歌”等，皆被已荣升“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校长以一句“上峰规定，岂容任意更改”给否决了，此次当然会火上浇油，加上体育老师又当场出言不逊，匡互生立即表示辞职走人，不再为早已“变味”的校长和他的春晖效力。
匡互生之后到上海创办真正属于自己的“立达学园”去了，接着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等也愤慨地走了。一时之间所有的美好都从春晖消失了，连原本优美的自然景观也因为人的离去而显得黯淡无光，留守的朱自清因此陷入严重的“职业倦怠”。他说：我现在做着教书匠，我做了五年教书匠了，真个腻得慌！……真是一条死路。……换个行当吧！
然而，不留在春晖，他又能去哪里呢？他只能写信给俞平伯，托他到商务印书馆找份差事，又说“也想到北京去，因为前在北京太苦了，很想再去领略一回”。叶圣陶也理解他的处境，且已在为他加入商务活动，但朱自清仍很犹豫，因此再次致信俞平伯问“兄谓入商务（若能）适否”。
学生知道朱自清要走，来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还想好好读几本书，想找个清静的地方。”
天真的学生又问：“这里不是挺幽静吗？图书馆里也有许多藏书。”
朱自清苦笑着说：“清静倒是清静，但我想读的书太少。”
学生依然不舍得他走，便再问：“那么你想到哪里去呢？”
这次朱自清语气非常肯定：“我想到商务印书馆去。”
俞平伯到底是真正理解朱自清的朋友，他没有帮助朱自清离开教育界，转行入商务印书馆。那时清华开始筹办大学，校方托胡适物色教授，胡适找到了俞平伯，但是俞平伯没有去，他推荐了一直在向自己求助的好友朱自清。
就这样，在时运及俞平伯的无私帮助下，朱自清突然当上了清华教授，清华中文系乃至现代中国的大学文学教育事业因此有了朱自清开辟的学术传统。不过，此前朱自清与夏丏尊、叶圣陶等人在中小学语文教育领域缔造的专业传统依然会在中小学继续发挥影响，因为在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16年里，朱自清总是鼓励自己的弟子毕业后到中学去教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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