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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五四史学精神的领航
盛邦和 ()
现代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一方面指政治与经济的现代化，同
时也是文化现代化。文化，中国狭义所指是“经史子集”，故如学界
共识，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无法绕开史学现代化这个重要课题。通常，
人们习惯将“五四”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起始，其实20世纪最初10
年十分要紧，譬如新史学理论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梁启超所倡的
“新史学”，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前奏。
一、解“史”如解“尸”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运动的倡导者。他在《新史学》中对中国
旧史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他看来，中国旧史学推其大端，有以下
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
非史也”，只不过是中国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产生这样弊端，是因
为过去的史家总抱着如此的想法：天下者乃君主一人之天下。故此为
史也只是论述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失之。梁启超说明，国家与朝
廷不是一回事。要正确认识什么是国家，国家是君主与国民合而所成
之物。单为君主作史而舍民众，是乃非完整的史学，或根本不为“史”。
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史学乃君主与“个人”
之史。中国历史成为君主的家谱与彰显“个人”功德的“墓志铭”。
中国历史不否认个人的作用，但也绝不可忽视民众的作用。他将民众
说成是“群”。中国“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
体终不成立”其文化根源就在这里。
其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记录陈迹，乃是为今务服务。
记陈迹而不求于今务的实际效用，其记录乃是无用之记录。事实正是，
记录与分析过去，如同诊病，中国民族于近代已有沉病在身。“史”
犹如“尸”，解“史”如解“尸”。解“史”可知中国历代王朝症状，
据之又可知近代社会不振之病因，继而投以药石。
进而言之，今天是过去的继续，洞悉今天，即可对历史作更深刻
的探究，舍今而研史，也无法对史作正确的判断，将无新意，无发见，
无创获。
其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举例说若人有四肢身体，
有手足、脏器与皮毛。中国过去的史学研究外部事变，如研究人体之
皮毛。然而，精神与哲学是中国之史的内在驱动，表现了中国的理想
与追求。中国历史过程，是时间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人精神发展与
演化的过程。研究“历史”而不去研究中国“精神”，则使所记录的
人物如蜡人院的蜡象，全无生气。如此，中国人读史，只对皇帝治术
有加，而于民智启发，究有何用？
二、“进化论”与“心力论”
在对中国旧史学作了有力批判以后，梁启超继而提出“新史学”
的创言，首先，新史学求其“新”，要“述进化之现象”。关于宇宙
之演化方式，学者所论大体有二：如“循环之状”，如“进化状”。
梁启超倾向于“进化论”。人类历史之演进日日“进化”，“往而不
返”，“进而无极”。凡述进化者为“真史”，否则不然。历史由人
群所造，叙述进化之历史也就是叙述人群进化之历史。
梁启超注意用因果律解释历史，并试图将历史学提升到“科学”
层面。他说，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以前只有自然科学可以说得
上是“科学”，所以治科学是离不开因果律的。 对于如此旧说，梁
启超认为应该有所变革，进而提出他的“因果进化史观”：历史是进
化的，而这种进化乃依因果连贯的方式进行，前果为后事之因，前后
因袭，有序而行。然而他并没有将这样的“科学”历史观坚持到底，
他的历史观存有明显的玄秘唯心的印痕。譬如说，历史的“因”，即
历史之链的前一链是什么？他既解释说是“事”，又理解是 “心”，
是历代伟人的“心力”。
他对自己既有的史论发出质疑：如果将因果律绝对的应用于历史
的研究，不可为乃至有害也未可知。何者？“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 ，
而人类“心力”之动乃绝对的自由而不可逆知，心力既非物理的与数
理的因果律所能够完全地支配，则历史也就不可全然如物理与数理那
样得知其中的一切运行轨迹法则。虽然他最后还是说，是不是因此就
去否定因果律呢？“断断不可”。 然而他确已陷入史实“事理”论
与“伟人心力”的自我悖论中。
平心而论，梁启超的历史观最终落实在“心力”论上。他指陈全
部历史的链接是 “文化种”与“文化果”的因缘转化。文化种是历
史的创造活力，“属自由意志的领域”，不受因果律的制约与束缚。
文化果是人之“心能”、“心力”创造力的结晶。
他将历史演进的最终原因归结于精神，是“心力”，而不是物质。
他苦心倡言的“新史学”，结果还是归源于唯心的一端。梁启超所处
的时代，“历史是科学”的思潮已经卷来，梁是个敢于求新的人 ，
这一点与康有为有很大的差别。然而他内心历史唯心论的种子种得太
深，他也曾侈言“科学”的历史观，但对“生命”，对隐藏于“物质”
之后的精神世界的思考依然刻有唯心玄思的明显印记。以后中国学界
发生“科学与人生观”争论，他站在胡适与丁文江的对立面上，精神
伏线早在这时已经埋下。
对于梁启超来说，用进化论研究历史是为了得出人类的“公理”、
“公例”。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公理”与“公例”，即指人类一般进
化原理与规律。他的目的很清楚，乃以此证明戊戌变法以及先进的中
国人在近代所作的一切努力，都符合“公理”，顺应规律，是正义与
不可否定的。
梁启超的新史学论的又一特点是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主张与积
极实践学术史研究。他认为史学所反映的时空范围绵长而广泛，史学
家固然可以继续开展政治史与经济史研究，但不能将史学仅限制于这
两个科目中，而要寻求更广阔的天地，挖掘更深刻的意义。
他说：“今日所需之史，当今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
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
从他本人的研究实践来看，似乎对学术史来得更加钟情。他不仅写了
《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等政治史，还刊行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
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三百年
学术史》等，且对佛学与诸子百家思想也有专门的研究。
最后还要说明梁启超对儒家的看法。中国儒学与史学关系密切，
一如西方中世纪哲学是神学的奴婢，中国史学大部实是儒学的“奴婢”。
一方面六经皆史，另一方面诸史皆“经”，中国的大部史学都是儒
“经”的注解。梁启超注意到了这一点，其新史学观对儒学史观做了
批判。例如他在研究中国民族形成史学时，对儒学史观中的“华夷”
观提出异议。所著《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对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
进行考察分析，所得结论是专制制度对于中国学术有极大阻碍。他认
为自秦汉以后，中国专制制度至于“发达完备”，此后中国君王官僚
无不用政权力量“禁论思想之自由”，儒学之独尊而使诸子“湮灭”。
出于这样的思考，他在新史学实践中注意墨子学研究以及广泛意义上
的诸子学的研究。他开展明清三百年学术史研究即贯穿了这样的思想。
总之，新史学理论的问世，显示中国文化精英已注意从史学层面
干预中国的文化建设。新史学的出现在中国文化建设史上具有不可忽
略的地位。以后中国出现“科学之史学”与“民族之史学”，皆与梁
启超新史学理论结有内在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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