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教学论文)

时间:2024-06-30 21:28:45 教育新闻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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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教学论文)

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主流文化与反传统文化并行,哪一方也没有彻底打败另一方,独占上风。像如今的物质社会,反传统文化日益泛滥,大有欲登大雅之堂之势。哲学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何况这种多元文化已经经历了两千年,彼消此长,传统文化占据主流而反传统文化并没有销声匿迹。“万物并行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方成天地之大,这不是正合乎自然之道了吗?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教学论文)

你不认为我们的老祖宗太聪明了吗?你想做君子,好,老祖宗支持你,给你儒家的道德去奉行吧;做君子太辛苦,你不想做君子,好,老祖宗支持你,我给你道家的道德去奉行吧。喜欢做一些“君子不齿”之事的人,也给他们一套道德理论来挡面子,允许他们为财死,为食亡,允许他们有权就使,过期作废,允许他们为己而天不诛地不灭;只要不是害人害己,就没有理由不让他们与我们同住地球村,何况天理国法也没有赋予任何人“替天行道”的权力,把他们从地球表面抹去。你不忍为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吗?

老祖宗设立的这套多元文化,可谓用心良苦。他们知道子孙们也会时好时坏,忽左忽右,不可能居“中”而行,因而留下这套系统的文化,以避免像希特勒时期那样的种族灭顶之灾。你看看中国历史,有好几个朝代是异族入侵,我们最后竟能接受他们的统治。如果你是历史学家,你能够从之中文化的角度来阐释这种现象吗?你看看,元朝、清朝,不仅能入主中原,还能够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岂不是得益于我们老祖宗的这种系统文化?这是什么文化?这就是儒家文化,具体的说,就是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舜帝当年就是这么治理天下的,孔子都表扬了他。

舜帝的为政之道深得中庸之精髓,今天党中央号召建设和谐社会,与我们老祖宗的思想是相通的。“执其两端”,谁来执?国家领导人、各级干部,由他们来执。这个“执”,又很像“执政”的“执”,执什么?执两端呀。哪两端?好的和坏的,进步的和落后的,富裕的和贫穷的,当官的和为民的,挣大钱的和下岗的,提高GDP和保护生态文明,等等等等,如何据“执”而行?折中呀、平衡呀、协调呀,求其“中”而行,寻求和谐。

中庸是社会生活的指南,是处世哲学。“中”、“庸”,都是平常的、平凡的、中性的意思。中庸,说白了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平常心。臻于与人和、与自然和、终而得“与内心和”的佳境,东方学大师季羡林的“三和”,即是对“中庸”的最好解释。它详审了“过”与“不及”两个极端折中而为“中庸”,融合了“过、中、不及”等整个社会系统的各个成分辨证提炼出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来自社会实践同时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它既可以调整人的内心,又可以调整人的行为。而且,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人,都可由中庸而得入世之乐。过者减之,不及者增之,皆可达到中庸,它不排斥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人。

儒家之道的核心是“和”。“和”是修道的目标,“诚”修道的方法和原则。以诚求和和乃得。人人皆欲和,但又难以“不偏”“不易”,常常是君子过之,小人不及。但小人不是坏人,只是因为离道远且觉悟太迟所至,与君子的“过”同样是两个极端。一般人心中皆有道,只是守道不稳,忽左忽右,时过时不及,难于把持而已。君子修道至最高境界谓“极高明”,但这只是知,还须行。知行结合,“道中庸”,才是中庸之道。君子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因为“过犹不及”,只能令人仰而景止,而无法行道。穷而不善其身,不及;达而不济天下,不及,不及则和不生,乱矣。穷者能善其身,达者能济天下,社会岂能不和谐?

儒教就是要在人群中修道行道,达到与周围人的和谐。稍微一过,便容易陷入道德极端主义,以君子之德要求大众,就很容易脱离大众,背弃大众。君子觉悟在先,可以去“教”,教化大众也是行道,有言有行,用言行来诠释“道”。只求高境界,就只能独善其身,止于“道教”,还是“不及”。只有进入“道中庸”的境界,快乐的躬行,方能的儒教的真道。儒道至宋而不行,就源于宋儒知中庸而未“道中庸”,儒道被关进了象牙塔而成“理学”,离开了社会人群,演变成了僵死的“道学”。儒教是入世之教,是为济世的。孔子孟子都曾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儒家思想并努力应用于治国平天下,当世不行,乃求于教;朱熹曾任秘阁修撰,又从事教育工作五十余年,宣传“穷理”“读书”,把儒学变成了象牙塔里的学问,不求实行,儒学入他之手,便明珠投暗,光彩顿失。儒家之道 “道貌岸然”一词是否就源于此?讽刺道学讲道而不遵道,名利皆重,难怪时人讥之为“伪学”。宋儒已不是真儒,至多是半道半儒。儒学走进象牙塔,“中庸之道”就渐行渐远,离开了他赖以生存的土壤。

我们可以尝试用中庸之道来解释一些历史现象,比如康梁变法的失败与袁世凯新政的成功。康梁时期,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朝政,根深蒂固,以几个读书人的热情而维新,连当事的最高层尚未统一认识,结果把维新近乎运作成了政变,原因之一恐怕就是未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采用极端的方式行事,就“过”了,这其中缺少一个能平衡两端的谋略,工作没有做到家,太心急了。到了清末的袁世凯新政时期,内忧外患已经促使上层产生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加上袁世凯多谋善变,善于平衡各方利益,最终得到了最高统治者--最高利益集团的代表慈禧太后的支持,并且采取的是温和维新,“自今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留出足够的缓冲时间。开始以强国为名募练新军,兴办新式学堂,发展工商业,先以经济改革带动,而后才改革官制,虽然也是阻力重重,却终于有所作为。

一九九八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发表共同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千五百三十年前的中国的孔子那里去找智慧。” 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自豪的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他把“极其高明而道中庸”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努力追求“与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与内心和谐。”为人处世深得中庸之妙。同胞们呀,抓紧时间研究研究中庸之道吧,真的要是诺贝尔奖得主代表团来中国取经,我们人人都能告诉他们:“学习中庸之道吧。”或许到时候我们都能给他们上上一课,我们不妨就定好题目叫“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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