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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唐雎之刺秦王也……--《唐雎不辱使命》备课札记a href=https://bbs.ruiwen.com(本站论坛专稿)/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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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
（本文发表于《语文学习》2009年第2期。发表版有删节。）
古籍也要用怀疑的眼光去阅读，才能读出真味。《战国策》是西汉末年刘向根据战国史书整理编撰的。古代文献大多文史哲不分。人们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比如，《战国策魏策四》著名的“唐且为安陵君劫秦王”①（以下简称《唐》文）中的人物、事件，就不符合史实。如果把《战国策》看作一部史书，历史著作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历史上应该有这件事，编撰的基本情节应该属实；如果把《战国策》看作文学著作，文学创作也应讲究“艺术真实”。
一、作为历史著作，违背历史事实，如果要加以考证的话，其中经不起推敲的地方甚多。
秦国在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5年亡魏，而安陵当时不过是前魏国的一个附属小国（魏襄王封其弟为安陵君），虎狼之秦当然不会让它独存。秦灭韩亡魏，再灭这个小小的安陵，不过是小菜一碟，哪里会有这番闹剧。秦意欲一统天下，这绝不是仅凭唐雎的三寸不烂之舌所能阻止的。
唐雎是不可能带剑接近秦王的。《史记刺客列传》载：“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秦臣尚不可带剑入殿，何况作为敌国使者的唐雎，又焉能在秦王面前“挺剑而起”？所以荆轲入秦行刺秦王时，只好将匕首匿于地图之中。再说，荆轲刺秦王时，秦王“还柱而走”，几丧性命，如此惨痛的教训秦王一定会刻骨铭心，他一定会对外国使臣更严加防范。
安陵君的这个事件历史上确实是有的，事情只到文章的第1段为止，即安陵君说了那些话之后，秦始皇就放过他了。据《资治通鉴》记载：二十二年（丙子、前二二五）……遂灭魏。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虽然，臣受地于魏之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王义而许之。②魏亡后，安陵只是弹丸小地，放他一马也不影响大局。事实上，当时秦军正对付楚国，秦王的主要精力不会放在安陵这个小地方的。所以，秦王“义而许之”。
唐雎在外交上的胜利并不能最终挽救安陵的灭亡，国之图存靠的是实力，唐雎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即令唐雎以“劫秦”手段换取秦王的一纸承诺。在“兵革不修、诈伪并起……湣然道德绝矣”③的战国末期，缺少实力保障，这种承诺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历史上不争的事实是：秦国最终完成了统一。
根据《史记魏世家》推算，嬴政出生时唐雎应该90多岁了，如此一耄耋老者又焉能慑服横扫六国的秦王？再说，作为唐雎对手的秦王嬴政，绝不是懦弱无能易于就范的庸主，那种色厉内荏、前踞后恭的形象，和喑恶叱咤、一统天下的嬴政的个性特征难以吻合，那种“色挠，长跪而谢之”的形象，和历史上的秦王嬴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唐》文所写内容不见史册记载，多认为是伪托。当代学者缪文远先生断定：是章出自秦末汉初纵横家之“拟托”。④朱东润先生也认为：“本文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记载。”⑤这样看来，“唐雎劫秦王”事出虚妄，当可定论。通过以上对该文内容的剖析，这一点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作为历史资料，辨伪很重要，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实际上司马迁写作《史记》虽然采用了很多《战国策》的资料，但是对于《战国策》他也认识到史料的证伪问题。比如，关于《唐》文的材料，以及附会苏秦等的一些内容，因为与历史史实不尽相符，《史记》都弃置不用。
《战国策》中有文学的想象和夸张这很正常，但是，这降低了《战国策》作为史书的史学价值。很多人不是读了《三国演义》也信以为真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历史演义，依据历史写文学作品是可以的。一个没有多少历史知识的人读《战国策》，会不会信以为真呢？采用文学的笔法写历史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严格地说，《战国策》不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文学作品。
二、作为文学作品，违背“艺术真实”，而“真”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生命和灵魂。
事实上，《唐》文属于文学范畴，而不属于史学范畴--即便作者的初衷是记录历史的。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提炼加工和集中概括，文学作品中的事件是生活中未必真有，但符合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生活中应该可能有的，这就是通常说的艺术真实，它反映的是生活的本质真实。这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常识。虽然我们不能用今天文学理论的常识苛求古人，以今解古，但是，不管当时有没有这样的说法，艺术真实必须服从于生活真实，这是一条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在艺术创作中，不管运用何种艺术方法和手段，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是其共同的原则和要求。作为文学作品，对于其中不合情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还是应该加以甄别的。
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样写的：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
文章开头就不对。既然是秦王“使人”谓安陵君，那为什么文中引用的语言又直接是“寡人”呢？秦使应该是转述的秦王的话。
再看这一段：
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当唐雎说到“与臣而将四矣”时，就已经把要刺杀秦王的意图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对手，就好比球类比赛，进攻意图已经暴露，按理说这时秦王在思想上应该已经有所防范了，可是作者却让唐雎慷慨激昂地来了一番演讲，然后再“挺剑而起”，秦王怎会坐以待毙？这不是舞台演出，要知临门一脚，机会稍纵即逝！
如果把这些话去掉怎样？不告诉他刺杀的意图，突然挺剑而起，从而增加刺杀的成功率。在秦王的朝廷上，二人面对面，近在咫尺。唐雎应该懂得这种时机稍纵即逝，应该抓住这种有利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胜于秦王。
唐雎出使秦国的本意并不在于刺杀秦王，而是完成安陵君交给他的任务，让秦王收回他的无理要求。但是，唐雎最后的“挺剑而起”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秦王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这其中显然包藏祸心。以情理揣之，也许唐雎早就做好了拼死一博的打算了。
作者也是十分聪明睿智的，因为他知道如果让秦王死于唐雎的剑下，会严重地违背历史事实，因此就给了唐雎大段的独白，让他痛快淋漓、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而风过气清，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可是上面那段话符合生活真实吗？这个细节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某一事情的合理性，存在于事件自身的逻辑中。问题就出来了：
三、那么，我们该怎样来看待该文的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呢？
从读者对于文章的接受角度考虑，《唐》文这样明显违背历史真实和细节真实的篇章被不断编选进一些古代文学读本，千百年来不知征服了多少读者的心，可以断定编者和读者是不把它作为历史文献看待的。从近千年的阅读史来看，这篇文章肯定没有留给读者以虚伪的感觉，相反，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唐雎的凛然正气所打动。为什么呢？如果把它仅仅当作一部史传看待是不合适的。《战国策》所写唐雎劫秦王这类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故事。此乃文人的虚构之作，其实是在歌颂“策士”们的伟大功绩。如果说《出师表》满足了读书人以“帝王师”的口吻发话的狂想，那么《唐》文则满足了“士人”在纷繁乱世中的政治事件里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角色的想象。唐雎大义凛然的秦庭陈词其实不是唐雎的想法，而是被笔下人物深深感动的作者的愿望，作者对笔下人物的主观感情冲淡了对客观叙事的设计，模糊了情节发展的逻辑走向。
抛开历史，单就文章的叙述手法来看，其文学感染力确实是比较强的。由于《战国策》不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不过多地顾及到事情的真实性，甚至个别事件张冠李戴、剪裁拼凑，也不在话下，再加上它长于叙事，善于铺陈夸张渲染，人物形象丰满、栩栩如生，语言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战国策》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对后世司马迁的《史记》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关于唐雎“士之怒”那段描写，我们不妨这样理解：这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史家春秋笔法，同《陌上桑》中那个采桑女的惊艳登场一样，如果我们不理解《战国策》夸张的风格，罔顾文章的文学表现手法，来看待唐雎的慷慨陈辞，就牺牲了文学材料的特质。作者之所以这样写，其意在于反对暴秦，因而塑造了唐雎这个不同凡响的侠客形象。秦始皇仁义不施积怨天下，故汉初纵横之士假托唐雎之名，向秦始皇泼了这盆污水，这才是《唐》文产生的社会背景。南宋鲍彪说：“诸刺劫之士，自曹沫以至荆轲，皆不闻道，唯若唐雎者可也，为其激而发，不专志于此也。”这个“激”字就是对唐雎的褒奖。虽唐雎无能挽安陵于必灭之势，如蔺相如不能挽赵于必灭之势，但就当时情形看，知其不可而为之，其胆其识，也算“不辱使命”了。
可是，艺术惟有其真，才美，才能给人以合情、合理、合意的审美追求。这里的“真”指的是艺术真实的事真、情真和理真，具体包括历史真实、情感真实和细节真实，它是艺术作品善和美的前提条件，也是艺术作品艺术生命力的保障。如果失却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真味，情感真实之毛将焉附？且不论历史真实，本文细节上的失真也使该文失色不少。
不谈（狭义的）语文教学该不该涉及历史研究的问题，单就《唐》文这篇文章来说，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作为文学作品，也违背了艺术的真实。如果从大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看，这倒也是一笔可供利用的教学资源，如果使用得当可以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瑕疵”可能是假问题，但激发的却是真思考。单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也是走在“语文”的路上。
注释：
①语文教科书（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第2版）的题目是“唐雎不辱使命”，注释说“标题是后人加的”。唐睢也作唐且。秦王即秦始皇嬴政。
②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③刘向《战国策书录》。
④缪文远《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1984年7月1日。
⑤朱东润主编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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