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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水龙

散步本来是一件轻松，惬意，随便的玩意儿，但莫怀戚先生却在《散步》中把他家的散步写成一件郑重其事的事情，实在有煞“散步”轻松随便惬意的风景。那么莫怀戚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写呢？我们就来看文本，从文本里去寻找我们的发现。

文章开头这样叙述：“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然后交代了我们一家出来散步的缘由：为了年老的母亲多走走。接着作者特地强调“母亲信服地点点头”，因为“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侯很听她的话一样”。为了一次散步，作者特意向我们读者交代了这么多与散步无关的话，又是为了什么呢？

紧接着的第3段，除了“天气很好”一句与“今天”的实际“散步”有关外，余下的话“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有一些老人挺不住，在清明节将到的时候死去了。但是春天总算来了，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严冬”又都与今天的事实散步关系不大（当然与散步事件相关联）。

第4段，作者才开始真正写散步，先写南方初春田野上的勃勃生机，还有儿子天真可爱的话语“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在儿子天真的话语里，显出一家子的其乐融融。不过高明的作者总不会让叙述中这样平铺直叙，到时肯定要来点曲折或波澜，在“起”“承”之后，总要在适当时机来个一“转”折。散步的“转”折，就在发生了要走大路还是要走小路的“分歧”时。这“分歧”用得有意思，“大词小用”，明明是一家人芝麻大点事儿，却偏要说是分歧，当然这是一种调侃，一种幽默，只是这好象是冷幽默，因为你虽觉得想笑，但却不太笑得出来，总觉得有一样什么东西阻挡你笑出来。究竟是什么力量阻挡你着你呢？就是“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的那句补白和这句话后面的补叙：“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他总是听我的。”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所以我产生了“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就像民族领袖在严重关头时那样”的豪情壮志。豪情的结果却是我想不出“两全的办法”，于是“决定委屈儿子”，理由是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当然这是他设置“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他总是听我的”的一个前提上，才有可能做出的决定，这个基础就是为了完成“我”的“孝”举，得在妻“顺”家中“男人”，儿“孝”父亲的前提下，只有这样，“孝”才能得以尽“孝”，没有妻子的“顺”，也就不能让家中的男人尽“孝”的。

所以为了顺利完成儿子的“孝”道，做母亲的就非得配合儿子“顺”一下不可。于是母亲为了儿子不为难，她作出了“顺”了孙子的意见，变了主意说：“还是走小路吧。”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要“孝顺”，不是有孝才有顺，而是先有“顺”然后才能尽“孝”。

这样，“我们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尽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的”孝道，妻子则“也蹲下来，背起的儿子”“顺”丈夫和婆婆的“顺”道。在这则散步的“家庭剧”里，妻子好像完全成了一个木偶，她要的只是“顺”，先“顺”丈夫，次则“顺”儿子，再则“顺”婆婆，她之成“顺”，是以便丈夫完“孝”，婆婆成“顺”，总之，一切围绕主角“我”服务，以完成我的“孝”“顺”之举，成就我的“重大责任感”，满足我的“家庭”里“民族领袖”感的欲望，那就是一种文化--即“孝”和“顺”的欲望和成就的满足。这就是文本以“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结尾的缘故。

这样，文本虽然有一种尊老爱幼的普世理念包含在里面，但更隐含着只是作者莫怀戚“这一个人”才有的思想情感--这恰恰是我们现有的阅读教学中没有，这就是表现作者心目中的孝顺之道，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礼节和观念，而正是现在，在社会现代化背景下正在消逝的文化传统。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孝顺的逐渐消逝是好还是不好，但这个传统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抛弃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尊老爱幼固然是好的，但孝顺却未必就是我们未来民族文化所必需的，而作者正是想通过《散步》这篇散文来构建一个正在或者已然消逝了的传统的文化乌托邦。因为文本总是在重复“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侯很听她的话一样”，“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他总是听我的”这样的理想家境，它存在吗？

自古以来，家、国一体是我们的文化传统积淀，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你喝过多少洋墨水，也无法染黑那颗中国心。作者说决定走大路还是走小路，“就像民族领袖在严重关头时那样”，虽然是作者的自我调侃，但说这“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的“决策”的艰难，也是实情。用这样的话作比，恰恰是最有中国特色，最有中华民族民族性的文化语言色彩。婆媳关系历来是中国家庭最难处理的问题，特别是已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夹在母亲和妻子中间，稍有不慎，作为儿子和丈夫双重角色的男人就会落入里外不是人的境地。

《散步》到最后，仍是母亲为儿子解了围，如果像编者所说母亲只是爱孙子的“爱幼”，未免理解得太片面。在所有母亲的心中，儿子是永远没有长大的孩子，因此，母亲其实又何尝不是爱自己的儿子呢，这是天生的母性，为儿子甘愿牺牲自我。由经验可知，亲情的其乐融融，不是不要付出代价的，实际上是要作出必要的让步乃至巨大牺牲的，正是因为这必要的让步乃至巨大牺牲，亲情爱情才能得以维持。可是我们的教科书编者却总是想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为不是化学品的亲情无限提纯。

因此，在《散步》这个文本里，作者是借散步来构建一个所有家庭成员都肯作出牺牲自己的一个“精神乐园”，作者希望借《散步》这个文本来寓教于乐，去推行一个儿子肯“孝”妻子肯“顺”，长辈肯“慈”，从而使家庭得以始终保持其乐融融的理想境地。当然这无疑只是作者想在现代化背景下构建的一个旧式精神乌托邦而已。

在这里，笔者是依照作者的原作来分析的，在原作中，第三段“有一些老人挺不住”后面接着的一句“在清明节将到的时候死去了”，在教科书中被删去；原作第六段“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他总是听我的。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后的那句“就像民族领袖在严重关头时那样”也被删掉。两相比较，可见删得实在劣拙。莫怀戚在谈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对《散步》的删改时也痛心地说：“对某些文字做了删改，我认为使文章减色一些。”（《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2006年第4期）尽管编者对《散步》原作只删了两句话，共计12+14=26字，但这样的删改致使这篇散文韵味全失。因为这被删的两句，就是《散步》这个文本的文脉所在。作者之所以要在“有一些老人挺不住”接着加上一句“在清明节将到的时候死去了”，是因为后一句既去承接上一句“有一些老人挺不住”中的“挺”，又是为了照应这段的末尾句“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严冬”的“熬”字。前句“挺”和后句“熬”，如果没有了“在清明节将到的时候死去了”这句，“挺”和“熬”就都变得没有依据和依靠。只有“有一些老人挺不住”“死去了”做比较，才能充分体现我老了的母亲“挺住”了，“熬”过来了，才有对生命格外珍贵的感受，亲情的可贵，所以才要格外珍惜母亲那得之不易的游丝般的生命，显出子“孝”妻“顺”母“慈”的文化传统，所以才有我们一家的“散步”。至于被删的后一句“就像民族领袖在严重关头时那样”，前有所论，不再赘述。

总之，这是一个男人希望构建的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是不是现实或能不能实现，是不在作者考虑之列的，这样构建的世界，在我们看来，确实美好无比。所以，任何文学作品所要传达的都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世界，而不是对现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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