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简介

桐城派简介

　　桐城派 ，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春秋为桐子国，唐至德初建县制。古县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古文著称天下。“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桐城派，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派前驱。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种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这些数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200余年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

　　“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1653～1713);方 苞(1668～1749)。

　　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 鼐，姚 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编辑本段]发展历程

　　方苞，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方苞以文章道德名于当世，继承归有光“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指中心即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指表达中心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倡语言“雅洁“，淘杂质，反对俚俗和繁芜，造清真雅谨朴质文体。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积极意义。“义法”论创立，为桐城文派发展奠定了基础。

　　桐城派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弟子，尤刘大魁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魁，擅文辞。青年游学京城，拜方苞门下，著作颇丰。补充发展了方苞“义法”论，重于古文艺术。其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重视艺术体现。提出“神气”“音节”“字句”理论。“气”指语言气势，“神”是“气之精处”，是最本质独特的风格、性格特征的艺术体现，总结了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用到散文领域。“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是桐城古文秘诀。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字姬传，室名惜抱轩，弟子称惜抱先生。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他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是古代散文审美理论、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来源、散文风格特点，是创举。选辑《古文辞类篆》。

　　姚鼐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生，桐城派亡。林纾仍鼓吹“尊孔读经”，斥为“桐城谬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

[编辑本段]文章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编辑本段]影响作用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莹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 、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垧、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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