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平简介

鲁迅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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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简介：

　　鲁迅，清朝光绪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初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在南京求学时学名为“周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至三十八岁，使用鲁迅为笔名。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合称为“周氏三兄弟”。鲁迅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科学医。后弃医从文学（详见《藤野先生》一文），回到本国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奉母命回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等地担任教师。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并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是一个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作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旧事重提》）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其中《鲁迅全集》中的《社戏》被列入上海教育出版社，《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被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课本,《雪》《藤野先生》《孔乙己》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课本，《故乡》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级课本。《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列入江苏教育出版社七年级课本，《风筝》被列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八年级课本。《少年闰土》被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年级课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主席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鲁迅被誉为“民族魂”。

　　鲁迅用过的笔名：

　　鲁迅、自树、庚辰、索子、索士、树人、令飞、迅行、树、黄棘、周豫才、周树、唐俟、俟、神飞、迅哥儿、风声、尊古、巴人、某生者、小孩子、学之、敖者、俟堂、宴之敖者、冥昭、杜斐、楮冠、楮冠病叟、华约瑟、中拉、葛何德、封余、许霞、许遐、洛文、令斐、豫才、豫、唐丰瑜、冬华、长庚、宴敖、隋洛文、乐贲、乐雯、它音、佩韦、阿二、丰瑜、明瑟、不堂、白舌、遐观、何家干、飞、罗怃、干、动轩、周动轩、何干、孺牛、丁萌、游光、丰之余、旅隼、苇索、越客、桃椎、虞明、荀继、家干、尤刚、符灵、余铭、元艮、白在宣、一尊、敬一尊、子明、张承禄、赵令仪、倪朔尔、栾廷石、张禄如、邓当世，韦士繇、士繇、翁隼、崇巽、黄凯音、常庚、燕客、白道、曼雪、梦文、孟弧、公汗、霍冲、莫朕、中头、史贲、董季荷、杜德机、朔尔、康伯度、焉于、越侨、张沛、华圉、仲度、茹莼、苗挺、及锋、直、隼、直入、阿法、史癖、且介、庚、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齐物论、乐文、周玉才、晓角、戛剑生等多达190个。

　　评价：

　　毛主席：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

　　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死，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

　　郭沫若：鲁迅先生无意做诗人，偶有所做，每臻绝唱。

　　老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茅盾：要冒着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有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鲁迅逝世时，郁达夫在《怀鲁迅》中写下这样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虽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郁达夫，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

　　周海婴：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资料：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身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己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

　　艺术特色：

　　鲁迅用简洁、凝练、深刻、富有个性化的语言为读者展示了祥林嫂充满辛酸、坎坷的一生，揭示了封建礼教杀人不见血这一深刻的主题。

　　这篇文章语言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简练而又传神，特别是描写祥林嫂的外貌变化，作者善用白描的手法，通过描写祥林嫂的眼睛，为我们展现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

　　世界，反映了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几个过程，也反映了祥林嫂是怎样一步步被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逼到绝境的，也是对罪恶的封建社会的无声的控诉。其次，《祝福》的语言不但简洁凝练而且深刻。最后，作者用个性化的语言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我真傻，真的......”。作者通过祥林嫂对众人的倾诉，通过祥林嫂和柳妈的对话，通过祥林嫂和“我”的对话，写出了祥林嫂的精神创伤，这正是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表现：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可怕。在其他的几个人物中，鲁四老爷每次都说话极少，语气中带着冷漠甚至鄙夷，例如当他知道祥林嫂的婆婆和卫老婆子合伙劫走祥林嫂后，说道：“可恶！然而......”言外之意，“既嫁从夫”她婆婆的做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看出，鲁四老爷是封建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柳妈没话找话，俨然一个好寻开心的市井女人的形象。卫老婆子的话跟柳妈不同，她说话生动活泼，既俗气又有野趣，是一个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的“中人”形象。

　　小说的语言是探寻小说主题，把握人物形象的一把钥匙，鲁迅正是用他富有个性化的语言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小说采用了插叙的方式展现出了鲁迅的小说风格的多变性，按时间顺序来讲述祥林嫂的故事那不是鲁迅的“爱好”，这也是小说作者抛弃选择祥林嫂身边人特别是卫老婆子作为叙述者的原因。“我”这个角色作为叙述角度的合适点在于：有些故事，“我”是知道的；有些事要听过来补充；有些事实直接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样，文章就会呈现三个层面的内容：有直接发生的（如有无魂灵的对话）；有所见的（如祥林嫂的外貌、在鲁镇生活的情况等）；有是听来的（如阿毛故事等）。这样的不同类型的故事组合自然会采用“现实与过去，真与虚”的方式，使文章展现出多变的叙述方式，读起来富有跳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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