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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李瑛：用真情颂歌时代最强音
人民网
李瑛，著名诗人，有“部队诗人”之称。１９２６年出生于河北丰润，１９４９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历任随军记者、部队文艺工作者，《解放军文艺》编辑组长、副总编、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社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出任过中国文联执行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理事委员、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理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
“长诗热”已经构成了诗坛的一道风景。最近，记者在书市上便见到过好几部，有《共和国第一旗》（５０００余行）、《邓小平》（６０００余行）。据说，南京有位作者创作了长诗《孙中山》、广东有几位作者合写长诗《百年期待》，河北有人在写一部３万余行的长诗，四川一位诗人在写关于世纪思考的长诗，４０００余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文坛上写“长诗”的越来越多，这种久违了的“长诗热现象”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人们生活更加忙碌的今天，诗人们为何选择了长诗的创作？或许这些诗作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诗歌创作之路，或许漫于诗坛的某些诗风（如疏远政治、躲避崇高、怪诞晦涩、矫揉造作等）已经让人产生了厌倦，长诗热正好是对这种不良诗风的纠正。于长诗，如今的青年人想必并不陌生，中学课本上便有老诗人李瑛的长诗《一月的哀思》，成为人们百读不厌的精品。今天，他又写下了３６００余行的长篇精品《我的中国》。
生活给诗人以糖
回顾著名诗人李瑛多年来的作品，从表现焦裕禄事迹的《一个纯粹的人的颂歌》到怀念伟人周恩来的《一月的哀思》，从纪念彭加木的《罗布泊的石子》到探讨人生价值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直至纪念唐山大地震２０周年、香港回归的这部长诗《我的中国》，虽然创作年代不同，但诗人李瑛的诗作却始终关注着其时最令人瞩目的社会焦点。
对此，李瑛如是说：“一个作家应该怀有崇高的理想，一个诗人，应该时刻关心时代的变化。在我５０多年的创作中，我写过各种类型的诗，但写得最多的还是这类政治抒情诗。著名诗人艾略特曾说过，诗人表达自己的感情，就是在写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觉得，真正伟大的作品，应该与时代、人民群众的脉搏是相通的。”李瑛讲，他不会“编诗”、“编故事”，只是记录了自己看到的、内心中永远忘不了的东西。正因为他把自己也放到了诗里面，用真情、说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以他的诗作总是那么脍炙人口，撼人肺腑，《我的中国》这催人奋进的旋律便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对民族真挚的爱。
李老也承认，政治抒情诗不是用新闻语言、社论语言去反映国家、民族、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诗人要运用经过提炼的、艺术的语言，选择比较强的、有表现力的词汇，新鲜的意向，准确地反映诗人的思想感情。这样才能使读者产生感情共鸣，得到美学上的享受。”诗人的灵感来自情感的积淀，他的诗乃是“一个老人 ／ 含着激动的泪光 ／ 歌唱”。
“时间都已死去 ／ 历史却并未失重 ／ 时间都已死去 ／ 声音却并未冷却”。“我就是从一杯酒 ／ 认识酿造它的是 ／ 昆仑山头的白雪 ／ 屈原的叹息和 ／ 杜甫的渴盼”。
《我的中国》作为一部抒情长诗，除了充沛感情的始终贯注，思想的深邃和视野的开阔也值得称道。《诗刊》编审、著名诗评家朱先树这么评论李瑛的这部长诗：“在诗人的笔下，祖国的概念是深远和丰富的，是辉煌与悲壮的民族生命的历史和精神存在。”长篇抒情诗《我的中国》确实可视为思想深刻的历史沉思录、视野开阔的文化发展史、五彩缤纷的时代风貌图、气壮山河的英雄交响诗。诗人以自己的成长和人生经历，以胜利、欢乐、辛酸、眼泪和鲜血作为见证，要我们珍惜经历改革开放后祖国发展繁荣这来之不易的今天。在这部长诗中，李瑛以浓墨重彩描绘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以艺术思维方式和诗人特有的敏感，捕捉到崭新的生活现象，以如实的笔墨和富有跳动感的组接，构制了时空开阔的历史长卷。诗人的颂歌既是唱给今天，也是唱给未来。他面对下一代深情地唱出：“现在，在阳光下，让我们一起 ／ 从五十个十月用二十世纪末的窗口 ／ 眺望未来”，诗人对未来充满热情和自信：“让我们相信未来／并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
谈起创作长诗《我的中国》的缘由，李瑛感叹：“５０年来，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作为诗人，我觉得，在世纪轮回转折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应该以我最简单、最纯真的方式表达我对祖国的爱。”然而，诗人关注国家、关注时代、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不是浅薄、表面的美化，庸俗、廉价地吹捧，而是把一个普通人的情感、真实的内心感受写到这部长诗里。“我把所有的感情都融入了这首长诗：我爱我的祖国，尽管它现在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却是大有希望的。”
学习给诗人以钙
李瑛出生在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兄弟姐妹九个。童年和青年时代家境贫苦，作为四男中的老大，他未及高中毕业便被迫离家。还在读中学时，１８岁的他与同窗好友就联合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石城的青苗》。
“我小时候十分喜欢读书，养成了总想争分秒读书的习惯，但家境贫寒，没钱买书。”
１９４５年，李瑛有幸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系。于是，他如饥似渴地借读图书馆里早就想读的书。“我是这里的常客，特别在大二大三时，有了常坐的习惯位置。”在这里，除浏览主要的文艺报刊以及借阅课堂上所需的参考书籍外，李瑛更多的是阅读大量国内外文学名著，有诗歌、小说，也有一些文艺理论，大大满足了他难以抑制的求知渴望。“我与图书管理员关系很熟，记得有过几次，我借的书因已被人借走，管理员就把这事记在心头，过一段时间就主动送书给我，并向我推荐有关其他书刊。”为开拓学术视野，念中文的李瑛在校还选修了部分西语系的课，阅读了大量外国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表现形式和不同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
当时，文学大师沈从文在北大教“创作实习”课程，李瑛至今还清楚记得，大二开学不久，沈先生在课堂上讲解了一些写作体验后便在黑板上写了“钟声”二字，要求学生命题作文。由于沈从文当时在三家报纸的文艺副刊兼任编辑，因而学生们都很想把文章写好，希望能被他拿去发表。
“我写的这篇短文《钟声》，不久便被沈先生拿走，第一次在大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还得了点小稿费补助伙食，心中十分高兴，更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与信心。”此后，李瑛时常去沈从文家请教于他，每次沈先生总是十分热情地沏上一杯茶，或冲上一杯牛奶，之后给他讲做人的道理、写作的心得，还不时送李瑛几本自己的著作。“他对我的扶助与教导，我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从中学开始写诗的我，那时对文学并没有多少正确的认识，也没有判断好坏的能力，在大学我才真正懂得文学是什么，艺术是什么，诗是什么，美是什么。”在大学期间，李瑛的生命和诗一起得到了成长。很快，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文学杂志》与《中国新诗》等好些知名报刊刊用了李瑛不少诗作与评论文章，这些对李瑛以后的文学创作起了莫大的鞭策、激励作用。“尽管那时我的物质生活很差，不敢花钱去吃好的伙食，只是偶尔才去学校的小饭馆吃碗馄饨，但很满足，毕竟我学识上有长进。”有一段时间，李瑛还抽暇去打工，以补每月伙食费的不足。就是在这拮据的环境中，我们的诗人战胜了自己，成就今天的“人民歌手”。母校使他难忘，他生命中最凝重的底色，无疑是北大赋予的。多年后，李瑛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深情地描写北大岁月：“在这里，……我学习写作，写了不少的诗篇，那一个个不平静的日日夜夜，便是孕育我的诗歌的基因。”
在北大的四年里，李瑛广泛涉猎中外名著，深受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新诗的熏陶，深入接触西方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各种诗潮，并开始发表一些颇具现代意味的诗作。因此，在与新中国同时成长的军旅诗人中，李瑛可说是文化准备和艺术修养最为充分的一个。
不久，读书环境被打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作为地下党员的李瑛，这期间常常撰写、编印一些封面加以伪装的政治宣传品的小册子，铅印装订后暗中发送。他用化名陆续写了许多反映当时学生运动和决心战斗的诗歌作品，抄在墙报上，贴在红楼和民主墙上。在北平迎接黎明的前夜，他的导师们常常会收到一份份振奋人心的传单，那上面带着解放区的春色和战场滚滚的硝烟。李瑛的导师中，许多人都不知道寄传单的，就是他们的这位得意门生。今天，诗人走在北大红楼旧址处，不无追思、感慨。
《中国高端访问（贰）―影响中国文坛的21个人》 余玮、吴志菲 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编辑：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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