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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诗歌导读(朦胧诗)
一 作品导读
北岛是“朦胧诗”的旗帜，其诗歌被称作是“一代人的成长小说”（张闵语）。除北岛外，“朦胧诗人”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这是群体特色非常明显的“一代人”（顾城、舒婷等都明确在诗歌中使用这一称谓）。了解这一群体的特色无疑有助于理解北岛的诗歌。
这种特色可以从人性呼唤、自我体认、历史反思、意象建构、艺术表现等五个角度来理解。
一，恢复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唤友爱，真诚信赖，追求人生价值，人性尊严，重建理想与信念。
二，重新召回“自我”，重视“自我”与“世界”的对话或对抗。在早期，自我往往过度偏重，被放大到与世界相对抗的位置，与世界对话的关系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关系非常紧张。这可从北岛在《回答》中所设置的“卑鄙”与“崇高”对立，舒婷在《墙》中所体验的“挤压我，勒索我”以及北岛在《冷酷的希望》中所宣告的“我们就这样/失去了阳光和土地/也失去了我们自己”等情境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后期则出现向内转的势态，即将自我失去和世界对抗的能力，“强大的自我”营造于内心--原本“心也许很小很小/世界也许很大很大”的自我体认最终成为“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却很大很大”（舒婷：《童话诗人》）。
三，反思苦难中的人性毁灭，理想沦丧；否定历史文化积淀中的传统人格模式，女性人格--《致橡树》的背景即在于此。
四，构建经典意象世界，主要包括有“橡树”、“一代人”、“纪念碑”、“墓志铭”、“小巷”。其意象世界主要有冷竣（北岛）、温婉（舒婷）、天真任性（顾城）等多方天地。
五，朦胧诗的艺术表现主要体现为：第一充满了强烈的心理机制：由于在自我与世界的对话中，“自我”被扩大，主体孤寂的心理和情感被渲染；在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冲突中，普遍的悲剧英雄心理机制被突现--北岛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二，经验世界与具体生活场景有了足够的距离，诗人不再“实写”与“实抒”，形象与思想间产生了艺术张力。第三，诗人独特的体验与感受，往往模糊了由时间流与逻辑流所构成的线性抒情结构，而更多地形成了意象板块。第四，在修辞譬喻方面，多求陌生化，而不是相似性。
需要注意的是，“朦胧诗”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这表明了其精神背景的时代性。因为这一特点，诸多艺术心理在朦胧诗笔下可能没有得到更充分的揭示或表现，这并非其艺术能力的缺陷。
应该说，这些主要特点在北岛笔下都有体现。目前北岛诗歌结集出版的有个人作品集两种：《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版）和《北岛诗歌集》（南海出版社，2003年版）--两者前后相距十七年。合集则主要有《五人诗选》（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诗歌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在这部集子中，北岛获得相当高的评价，他仅仅排列在穆旦之后，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汉语诗歌的第二人。而《五人诗选》的“五人”即“朦胧诗”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按集子的实际排列次序，分别为杨炼、江河、北岛、舒婷和顾城。由于五人的重要性，它集中体现了“朦胧诗歌”的主要成就，而北岛诗歌在当时的地位从中也可见一斑：在五位诗人中，北岛的诗歌在数量上是最多的，在篇幅上则是最长的。
当然，这种重要性更主要地体现在关于北岛诗歌的评论上。有评论这样认为：“北岛的诗是新的启蒙运动的先声，他大胆的怀疑与坚定的挑战，具有思想家的风姿……北岛诗刚健沉雄，熔铸着广袤的民族苦难与博厚的历史思考，他以人道主义为支点，关注乖谬逻辑中的作为个体命运的人的权利和真实的生存状态，向不公平的时代索还人的自由，坚持理想，拒绝向诡诈的现实输诚……在古典加民歌的滔滔洪流中，北岛坚持了诗的独立品格，以现代诗学意识改造被腐化的中国诗学，将西方现代艺术的蒙太奇、变形等手法纳入诗学范畴，推进了中国现代诗在沉睡30年后的复活与繁荣，丰富了现代诗的表现手法，为中国现代诗重返世界文学格局提供了积极的努力。北岛是20世纪中国现代诗承上启下、走向未来的有力的一环，一座不可忽略的里程碑。”（张同道等：《独自航行的岛》，《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诗歌卷》，P70，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这种从独特的思想和艺术表现以及它对时代诗歌美学的变革意义等角度进行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古寺》与《走向冬天》两诗，在北岛的诗歌谱系虽然并不如《回答》、《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等诗歌突出，但同样体现了北岛本人的诗歌精神以及朦胧诗的基本特点。北岛早期诗歌中情感往往是强烈的，其精神立场往往是明确的，只是有的很外露，有的则因为象喻手法的使用而不那么明显。
从艺术表现看，诗歌所采取的都是典型的社会寓言式写法。诗题中“古”与“冬天”本身都蕴涵了象征意味。“古”可看作是传统或历史。在北岛笔下，传统或历史几乎从来都是被怀疑、被否定的、僵化了的对象。在《关于传统》一诗中，北岛就认为传统已经“衰老”；“祖先的语言”是一种僵化的东西，后来人“听不见”，因而只能“在历史课本中起伏”。而“冬天”和“春天”相连，从“冬天”到“春天”，不仅仅是时间和生命的递加，更意味着希望的甦醒。这样，“冬天”也就意味着某种悲剧性的生命境遇；“走向冬天”也意味着对这种境遇的体味。
从诗歌的具体展开情形看，两者内容带有某种承接性--这也可看作是“朦胧诗”作为一个整体所具备的某种相互关联性的体现。《古寺》的寓言意味比《走向冬天》更加明显，因为其中没有出现人物。其中有不少“废墟场景”，既指向“古”，也指向“寺”：“寺”和佛教相关。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它既放在这种背景之下，其超验性的精神价值无疑被指控为虚妄：个体并不相信它，它并不能给个体带来精神的慰安。这种虚妄在《走向冬天》里也被“我们生下来并不是为了/一个神圣的预言”所承载。
超验的精神价值既已虚妄，在《古寺》里，现实又被“消失”、“没有记忆”、“暗哑”、“漠”所统摄，这表明了现实也是不可信任的：交流被隔膜和冷漠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缺乏共同的价值基础。“龙和怪鸟”这些只有在传说中才会出现的东西的引入意味着个体对超验的精神价值的寻求；“飞走了”则表明了传说之类的价值体也不能带来精神慰安，同时，它又指涉了现实价值寻求上的某种荒诞性。而“屈从的主人”的出现，既是明确化，也是进一步深化：意识形态这一“主人”本身所欲宣传和推行的也就是“屈从”，屈从于价值的混乱、虚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对生活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的个体的统治：肉体的和精神的。
这些共同构成了对虚妄的精神价值以及提供这种虚妄价值的意识形态的指控，诗人的怀疑、否定精神体现得非常明显。
《走向冬天》使用了大量的否定性句式（主要为“不”字句式），这让人想起北岛的名诗《回答》中被大声宣告过的声音：“我--不--相--信”。而“我们”这一复数人称的运用则是诗人为“一代人”代言的意识的体现。
与《古寺》不同的是，《走向冬天》所要表现的是一个悲壮的战士形象：“谎言”在“阳光”下横行的年代里，“不欠什么”、“不祝福，也不祈祷”、“绝不回去”所欲表明是抗争到底的精神立场。如前文提及的“朦胧诗”的几个特点所揭示，个体和世界的关系是“紧张”的，这种紧张往往又被渲染得非常强大，个体对时代和世界的抗争也就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来实现--当然，“正常”在当时是一个并不真实的词。这种“非正常化”的抗争在《走向冬天》一诗中体现得很明显。尽管“冬天”注定是一种悲剧性的生命境遇，但只有“走向冬天”才能更深刻地体察到残酷和虚妄的种种表现和特性，才能更深刻地体察悲剧本身价值。“卖掉衣服、鞋/和最后一份口粮/被叮当作响的小钱留下”；“在正午的监视下/象囚犯一样从街上走过/狠狠地踩着自己的影子/或者躲进帷幕后面/口吃地背诵死者的话/表演着被虐待狂的欢乐”等则是个体的行为特征及精神取向的体现：“果实”酿不成酒，但“也不会变成酸味的水”，它自有它的价值，这价值不会随时代本身的罪恶而改变；个体虽然无法获得自身价值的实现，但不会苟同于时代的虚妄价值。而个体所采取的种种“非正常化”的甚至带有自虐性质的行动，就是要打破被虚妄的意识形态所统治的世界的表面平静，以唤起更多反抗的声音和行动来联合起来，共同和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做有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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