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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走了，我们还活着并且写作
在办公室接到小说家卢一萍兄从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惊闻青海省原作家协会主席王昌耀先生离我们而去，我的情感难以接受，眼睛突然热辣辣的。我与一萍握着电话，长时间都没言语。卢先我知道昌耀的凶信，他和妻子铁梅、诗人沈苇三人向青海方面的治丧委员会发了唁电，之于先生的远去已有足够的心理调适，但当他向我复述先生因肝癌晚期不堪病痛折磨跳楼身亡的消息时，又要和我一起经历生命的疼痛。
我们长时间沉默着，似对王昌耀先生的哀悼，又似乎想起了我们久违的中国汉语诗歌。昌耀的一生是和诗歌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他离不开诗歌，诗歌也同样离不开他，冥冥中的一切，是一个叫作爱与命运的词汇在起纽带的作用。
那时，在河北保定，昌耀先生是一名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他刚从朝鲜回国，但在他的周围，我们没有读到历史宏大叙事中的鲜花与淳酒，这些注定与他无关。年轻的昌耀那时是一名戴眼镜的志愿军文化干事，经历过战火，但他没有半点令人铭记的军功（至少，在当时和日后的岁月中他从没对谁言及），况且战争的子弹还他今生注定要走很远路途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这个浪漫热情的志愿军年轻伤兵在保定那所荣军学校看见了一幅宣传画，画上有个一脸红霞，梳两把铁刷子发辫的女拖拉机手，她手捧彤红?quot;宝书"，脖子上挂着白毛巾，号召年轻的昌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于是昌耀就去了。
诗人被女拖拉机手的美和健康感动，内心充满男儿豪情和温柔之爱意，忍痛舍弃了一个名叫小露的保定女子的挽留，甚至来不及告别他的故乡，拖着伤腿于是向西去了……理解诗人的选择，我们其实也在接近一种叫着理想的情怀。尽管这很草率，但却真实，令人念及长久难以释然。我想，今天的红男绿女可以选择自己各不相同的时尚生活，但没有理由笑谈或忽视昌耀。昌耀是沉重感性的生命本体，走近他或怀念他都是我们的福气。当然这得有个前提，假如我们还不致于过分浅薄的话。
昌耀走了，那一次的走和这一次的走截然不同。来到青海，他当过莫明其妙的右派，在高原的大山中蹲过监狱；在青海省作协的办公楼里干过编辑，写过中国文学史上最有精神质感和文化魅力的汉语诗歌；在一栋简易筒子楼里和一个拖儿带女的藏族女人举行过某种形式的婚礼，受过倍使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心疼不已的婚姻磨难……这些看似蹂躏理想的经历，在他的笔下却化为了理想的纯粹。
《慈航》如此。
《水手》如此。
《行动的情书》更是如此！
97年夏天，我在北京求学，与一位来自西北的同学写信向王昌耀先生讨要他的《命运之书》，当时先生存书已尽，遗憾至今。是年冬天，北京召开中国作家代表大会，我和我的同学在人民大会堂陪完会后，赶到到京西宾馆拜访，据说诗人没来！我不知道他是不屑一来，还是真像当时传媒所说，昌耀贵为作协主席，出门则时常缺少路费的原因所至。
与昌耀的好友诗人兼散文作家周涛老师大杯饮酒的时候也不曾听说。周讲了昌耀的诗歌和为人，讲了他对朋友的态度，一句题写在赠给周先生的《命运之书》扉页的"灶屋前头有你的黄铜茶饮"，被周老师在北京灰色的冬天讲得荡气回肠，听得我们也心胸坦荡，豁然开朗，回顾我们经历的苛酷与磨难，于是赋有了许多美的情愫与含意。
后来，我远离北京，因为那所缺乏诗歌精神的校园和个人气质使然，我没再继续写诗，从此不再与昌耀先生在《星星》、《绿风》诸刊荣幸地同期发表作品，但在日后向小说文体艰难转换的日子，我却一直珍藏着昌耀的另一部诗集《挑战者行走在上帝的沙盘》。
是《沙盘》在昭示我走向文化的品格，理解汉语写作的温暖与苍凉。是穿夹克衫，戴德式礼帽的"西部牛仔"--昌耀先生引导我在内蒙古的草原上游走、生活并且不声不响地按照我的心灵写作一部叫着《纸房子》的理想挽悼之书……提及这类陈年旧事，我并不是为仙逝的诗人不平，呼叫天理的不公。苦难或命运这玩艺儿对懦夫来说是穷其一生都难跨越的门坎，对诗人和勇者而言，则是生命的土和灵魂得以升华的契机。我理解着昌耀，手指在电脑的键盘上敲击昌耀的苦难和生命最后时刻的疼痛，是因我的欠缺和不够。
来到辽南这座工业城市靠手中的笔写公文讨要生活之前，我曾在内蒙古的一座军营长期捧读他的不朽名篇《慈航》，其中的感悟使我足以受用终身，现在我来到新的异乡，那些东西也跟过来了。在我与王昌耀先生的阅读情境中，诗学与文化的机密正在成为血脉的传承。尽管我对世界知之甚少，不敢说，我能用手中的笔复活诗学与文化的昌耀，但我相信，因为昌耀和他的诗篇，我不至于在我的心灵迷失。
你夫子，你先行！
是的，昌耀走了！但卢一萍夫妇和新疆诗人沈苇，还有热爱昌耀的众多兄弟姐妹还活着并且写作，我们无论走在何方，都在心中珍藏他，难道这还不够好么？我想，大约这是很妥当的。
【题外补记】
这篇文字是去年春天写的，一直没作公开发表。当时曾寄给北京一家文化艺术报社，编辑在回信中称，报社已发了关于昌耀的消息，副刊再登文章恐不妥当，言下之意为昌耀还不具备某种规格。那以后，我没与这位编辑朋友再作交流，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还是他言行让我无话可说。“昌耀不是赵本山，也不是蔡国庆，更不是刘晓庆，读者根本就不买帐……”面对此类浅薄的真诚，我沉默了，这篇文章也没再往报刊投寄，被我存入软盘于一个文人的抽屉保留下来。日前，我到一个叫腾鳌古镇写作一个受命文章，同时完成我的短篇小说《穷人郭发财之死》，闲暇之余整理文档，我翻出了这篇旧稿，并决定发表在汉语写作空间。一来表示我对昌耀先生的尊重与怀念，为他送上一篇周年祭文；二者也表明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即使赵本山、蔡国庆、刘晓庆等等真的一夜之间死了，举国哀恸，同样也会有人心怀机密，不以为然。别的，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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