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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赏析
无年二年（1079）七月七日，苏轼在晾果书柬时，发现亡故的文怀可送给自己的一幅《谷偃竹图》见物生情，就写了这篇杂记。文与可生前曾以这样的竹子为题材，作画赠与苏轼，本文即以此画为线索，叙述作者和文与可的深挚友谊及暑物思人的悲痛，写得庄谐相衬，情深意切，是篇典型地体现苏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特点的优秀散文。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开头不是直拉就写悼念之情或两人的交往，而是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文章说文与可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画竹以前要先把握对象的整体形象和精神实质，做到融会于心，酝酿成熟，然后振笔直书，一气呵成，才能生动传神地把它再现出来。相反，如果临时求其细微末节，机械地一节一节画，一叶一叶描，就无法画活竹子。这实际是主张意在笔先，反对临画敷衍：主张整体上的“神似”反对枝节之间的“形似”。作者以赞同的口吻所表达和发挥的这个见解，十分精避，不仅对整个文艺领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胸有成竹”已成为人人皆知的成语。一面作者接着叙说自己对文与可教给他的道理，虽然心理明白，但实践起来地不有得心应手，原因就在于“不学之过”，并把比画竹方法提到哲理的高度，“岂独竹乎”说明了这一点，最后又引用其弟苏辙送给文与可的《墨竹赋》中的几句话，通过《庄子美生主》中庖丁解牛和《天道》中轮扁斫轮两个典故，说明苏辙地文与可所画竹子的看法；庖丁解牛由于掌握规律而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文惠君从中悟出了养生之道；轮扁造车轮，使正在读书的齐恒公懂得了技艺只能从实践中体会的道理，与可在画竹在画竹中寄托的思想说明他也是一个深悟高物规律的人。作者认为苏辙仅得与可的画意，而自己并得其画法，是最了解与可的人。这一段通过叙述文与可的画论以及功辙和作者自己对此画论的反映不仅写出了文怀可画技的高妙和见解的卓越，而且也道出了自己对文与可的敬仰之情和知己之感。其中有议论，有描写或述人之言，或直抒已见，纵横错落，，灵活我变，显得言而有味，情理俱谐。
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怀可交结中的趣事。先写文怀可画竹开始不自自贵重，于是四方之人纷纷拿细绢登门求画，引起他的讨厌，把绢掷在地上骂道：“吾装以为袜！”要把细绢作袜穿。后苏轼为徐州知州，苏轼自己也是个善画墨竹的名家，所以文与可写信给苏轼开玩笑地说：“近来告诉士大夫，可到彭城（即徐州）去求画”“袜材当萃于子矣。”临末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说：“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指个个子，这两句意思是将要用名绢为苏轼画一幅万尺长的墨竹，苏轼就风趣的回答：“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原得此绢而已！”接着叙两个节信往返，就世是是否有万尺竹展开争论。苏轼证实有这样的竹子，并写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意即在想象天地或艺术意境中是存在具有有万尺长气势的竹子的。这里苏轼偷换了一个概念，回答得十分巧妙。所以文与可回信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归老焉。”并把所画谷偃竹图送与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月万尺之势”，形容他画的竹子形神兼备，气势非凡。这不反进一步证明了苏轼的竹有万尺之说，而且也可看作是他“胸有成竹”画论的单越实践，既七妙点题，非常自然地交结了《谷偃竹图》由来，又和开头画竹理论的叙说相呼应，衔接十分紧凑。下面就谷这一地名继续写二人信牍往来；文与可任洋州知州时，要苏轼作《洋州三十咏》、《谷》即是其中之一，诗云：“汉川（汉水）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箨龙即竹笋。斤斧何曾赦即把竹笋砍伐了，接着称“馋太守”即把笋都吃了所以说“谓滨千亩在胸中”《史记：货殖列传》有“渭川千亩竹”之语。文怀可接到此信时正值与妻子在谷中“烧笋晚食”，碰巧被苏轼言中，所以读罢此诗句“失笑喷饭满案”。全段写得幽默风趣亲切自然，而就在这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在这些戏语笑语里，言与可和作者相坦率高雅的胸襟气度，机敏，超卓的智慧才能以及二人的亲密友谊，都得了活泼而生动的表现。
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先说在文与可死后七个月，“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哭失声”三个字写尽了作者睹物思人的无限悲痛。接着又引曹操祭桥率的典故来点明文章主旨。此典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法。曹操年少时不为人所器重，而桥玄却很赏他。桥玄死后，曹操有次引军经过桥玄的故乡睢阳，曾遣使致祭桥玄，并作《祀故太慰桥玄文》文中说：“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作者引用此曲来强调“余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引用曲故十分贴切自然，平谈语中现出悼念亡友的挚情感。如果说第一段重议论，第二段重叙述，那么这简短的第三段，则更富有绵长的抒情意味。该文信笔挥洒，舒春自如“常行于怕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同行埋头工作流水一般；文中有正论，对戏语，或引诗赋，或摘书牍，时而讲琐事，时而举曲故，机变灵活，姿态横生。不过它虽然写得随便洒脱，纵横变化，但并不杂乱无章，散漫失纪，而是始终紧扣题目，环红文怀可所画的《谷偃竹图》来展开文章；先是议“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这是画《谷偃竹图》的基础；中间是叙二人的诗歌赠答，书札往来，交待《偃竹图》的由来和有关趣事；后是写见画思人，抒发悲怆之情，通篇以画相串，以怀念友情为中心，显得形散神不散，做到了自由挥洒和谨守章法的完善结合。这是一篇悼念性的文字，而前人评此作“戏笑成文”。这篇散文的主要部分确实颇多诙谐之语，写得妙趣横生，但唯其如此，可见出作者和文与可的“来厚无间”，而文与可一旦之故，作者的悲痛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以喜衬悲，也益见其悲，较好地体现了艺术的辩证法。此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正如明代王舜俞所说：“文至东坡真不须作文，只随便记录便 是文。”（苏长公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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