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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小析陶潜务农之内涵(网友来稿)
孙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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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诗选自陶潜的《归园田居》。诗意是说其弃官后,回归家园,从此在南野开荒种地。以往,众多名家认为这是其结束“三十年”官场生涯,因家贫,故而自耕。我却认为作为文人能够从事农业劳动是陶潜对当时士大夫谈玄理,尚清谈的一种不满,对晋政局黑暗的一种反抗。
〈一〉传统观念对士人务农的鄙视
中国众多学说中,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思想体系中以民本思想为重,民以食为天,故孔门弟子重视农业,但却鄙视士人务农。
对于这一点孔子是这样解释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矣,焉用稼。”《孟子。滕文公上》
那“稼”为何人所种呢?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如是说:“有大人事,有小人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公义也。” 《论语。里仁》
文人当属劳心者,农人当属劳力者。文人治理农人,靠农人供养,农人耕作供养文人,这都是天下公理了。
孟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农业生产是为了获利而解决温饱衣食。那么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必是小人无疑了。儒家的这种重视农业,而鄙视士人务农的观念,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使得知识分子都不屑于从事农业生产,并以此为耻
〈二〉躬耕并非家贫
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陶渊明从事农业生产多因为家贫之故,并引以《归去来全辞》之“余家贫”来论证,陶渊明辞官不做,必得务农自给的必要性。如果这样思考他的躬耕之举未免有失偏颇。我认为躬耕并非家贫,而是一种对世俗风气,对传统道德的一种反叛
首先:躬耕并非能解决家贫问题,这一观念是在陶渊明没有入仕之前就被世人公认的,其《归去来全辞》中“余家贫,耕植不足自给”。已表明作者已经认识到自己务农的结果的收获微少,不足供养家庭。《杂诗-其四》中,作者写到虽然自己亲身参加耕作,但仍然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而时常受到饥寒的逼迫。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 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这种乡间劳动,虽陶渊明尽力稼穑,但诗人却也难逃饥饿的威胁。也就是说,从事农业劳动,虽诗人开荒南野,拥十余亩田地,“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但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况其他乎?
其次:陶渊明作为文人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作为农人却并非好手。《归园田居》其三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有人说:这首诗向读者展示了作者早出晚归的辛勤躬耕图。不错,作者在南野开荒,当年种下大豆,细心照料。早晨披星而去,晚间踏月而归,好个勤劳的农人。衡量农人的标准,恐怕不是多么勤劳,而应是收获几何?请看一句“草盛豆苗稀”就给读者了一个直白的回答。如此躬耕劳作,早起晚归,竟是野草茂盛,豆苗稀少,那么我们还期望收获多少呢?一个文人不事专业,而从事“末技”,本身就有些非能力所及。
最后:务农的最终结果《乞食》,一个不善于稼樯的文人,没有家财,又不屑于做官。“为五斗米而折腰”,那么结局只能有一个“家徒四壁”向人借贷。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诙谐终日文,觞至辄倾盆。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蕺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此诗虽没有明确表示,乞食之人为自己,但是通过诗文中所刻画的“乞食之人”的鲜明形象,可以揣测诗人也必有所经历,才会有这麽切身之体验。
如果躬耕不能解决温饱,那么陶渊明陶渊明此举又为何呢?
〈三〉反叛与抗争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
陶渊明长期生活在乡村,与普通劳动者关系日益亲密,因为自己也亲身躬耕,固而与村农相见时,也共商农事,共谈农事 。流露着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和热爱之情,表现了古代文人对农人的尊重与亲近。
孔子面对其弟子樊须请教农事一事,在《论语子路》一篇中有如下对话:“樊须请学稼。子曰:‘无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须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孔子对农人,圃人不屑一顾,认为学农,学圃之人为小人,并不耻樊须之行经。
几百年后,孔门第子陶渊明不但不耻农事,反而向农人学习,沉醉于农事。“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的满足和自豪;“邻曲时时来,抗炎谈在昔”的自然与欢喜;“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的悠然与闲逸;“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的惬意与自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舒适与平静。这一切都让作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畅快。
美好的田园生活,亲自务农的畅快体验,使陶渊明要努力的摆脱污浊不堪,卑躬屈膝的仕途生活。
陶渊明所生活的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已出现,对整个社会产生着重大影响的士族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一味追求苟且享乐,醉生梦死,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又以清淡云理,坐而论道点缀风雅,掩饰精神的空虚,这种风气“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对人们的精神产生了销蚀作用,同时儒家的所谓“仁政”思想,在连年动乱纷争不断之下,显得如此之不堪一击。即便如此,士族大夫们却把儒家鄙视劳动,不屑农事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致。
据载:道济之祖父,曾给人挑过大粪,到了道济这一辈,仍有人嘲笑其“尚有余臭矣。”
面对这样一个只知享乐,具有虚无思想,不知务实,不图国兴民富的时代,陶渊明给自己选择了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来刺破这阴霪 的黑暗,那就是从事士大夫们最不屑的农业生产。《于西田获早稻》一诗表现了与剥削阶级寄生观点鲜明对立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现了不辞辛苦,坚持躬耕的顽强态度,这些都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识,表现出其思想的进步性。《怀古田合》 诗说
“平铸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田野惠风轻吹,麦苗长势喜人,预示着新年丰收的来临。作者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喜悦之情,作者在这里大声的表达自己的心声-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把它得以充分的歌颂。他歌颂劳动,热爱劳动,把士大夫从虚无世界拉回现实社会,打破了儒家鄙视士大夫务农的理念,开创了文人务农之先河。特殊时代,历史赋予了劳动以反叛和抗争的特殊的历史内涵。
〈四〉文人躬耕的历史意义
陶渊明这位伟大的诗人开创了田园诗派,同时他也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赋予了劳动另一历史内涵,劳动代表着反叛与抗争,受他影响后世文人为了自由与尊严斗争不已。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发“安能摧骨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心声与陶的“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人高适在做封丘尉时,对“拜迎官长心欲碎,鞭鞑黎庶令人悲”的现实无法容忍,也“转忆陶潜归去来”,要学陶渊明那样与污浊的现实一刀两断。
陶渊明的这种不事权贵,不断反抗之精神鼓舞了后来许许多多的文人。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从陶渊明之后,劳动的地位开始得到了提升。文人开始重视农业的同时,也收搜集整理农业方面的 知识。《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等一批农业科技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人已走向农业,并有意识地把劳动经验保留和整理下来,这是文人与农业真正的契合。至此儒家重农而轻稼樯的理念得以崩溃。后世曾国藩在给其子纪泽信钟“……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书,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中国文人已亲自耕种,并以耕作为大事矣,传之后世亦是“耕读传家”了。这种耕读并重的模式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
作者邮箱: mamaaiguoguo@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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