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蕴的多向性与文学作品的读解

时间:2024-07-02 22:20:28 教育新闻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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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蕴的多向性与文学作品的读解

邓嗣明

    具有多向性意蕴,是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之一。有人把文学意蕴称之为“玄秘多幻的奥区”,也有人认为“任何作品都包含着某种难解的未知的‘谜’,这就是作品的内在意蕴”(郭外岑《中国文艺本体结构论》)。这里所说的“奥区”和“谜”,从很大程度上说,是意蕴具有多层性内涵和多样复杂的构成元素,而非是“单一性”的意义符号。这种意蕴的多向性主要隐含在作品构筑的外部形式,即形象、情节、结构、语汇等各种组构中,这些外部形式是平面的.单一的,而它所包容的意蕴却是多层的、动态的活体。它包括人的愿望、志趣、情感、意绪、精神、思想等一切内心生活,是隐蔽在作品艺术生命体内的活生生的精魂。黑格尔曾经指出;“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意蕴。它不只是用了某些线条、曲线、面、齿纹、石头浮雕、颜色、有调、文字乃至于其它媒介,就算尽了它的能事;而是要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蕴。”(《美学》)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亦作过精辟论析,他认为作诗“忽立许大意思,来之以句则署。辞不能达,意不能悉。譬如凿池贮青天,则所得不多;举杯收甘露,则被泽不广。此乃内出者有限,所谓辞前意’也。或造句弗就,无令疲其神思;且阅书醒心,忽然有得,意随意生,兴不可遏。人乎神化,殆非思虑所及。或因字得句,句中韵成,出乎天然,句意双关。若接竹引泉而潺瑗之声在耳,登城望海而浩荡之色盈目,此乃外来者无穷,所谓‘辞后意’也。”谢榛对意蕴的这段著名论述,清楚地说明文学意蕴是由外物即作为审美,客体的生活所感发,是由生活、外物所触动的一种感悟和理思。他抓住了文学意蕴的本质,从诗创作的角度揭示了意蕴生成的规律。因此,我们不可把文学意蕴视为某种抽象、简单的概念,用知性化的概念来代替文学意蕴的发掘。而应该从作家的个体情感、所处的时代精神及其共性审美意识,去对意蕴作深层次的品味。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文学作品的解读教学中,应力求让学生艺术地把握意蕴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个体情感,时代精神和共性审美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由浅表到深层地、多向性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蕴。因为凡是优秀的作品的艺术意蕴,无一不是由个体情感、时代精神和共性审美意识的交融来表现的。在解读中我们发现,有的作品就往往善于以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来客现生活,或从现实的角度剖析历史,或从历史的角度剖析现实,揭示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所共有的审美体验,砥砺人心,叩响人们心灵的琴弦。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是这样、作者从眼前洞庭湖的自然图景着笔,继而自然地联想历史、审视人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大地自然与历史世故叠合,社会风物与个人沉思交织,外物的美与内在的美融注,于自然与人生、历史与社会的艺术同构中生发出一种深层意蕴。流露出对世相人事的关怀,饱含着对历史现象、生命价值和人生真谛的诠释,揭示了人们心理深层结构中所共同潜有的一种高尚品格,。从而诱发读者的理性思考,富有引人透视生活深层和启迪心灵的审美价值。

    文学作品的解读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它在审美感知的阅读活动中展开,又时刻融会着审美想象、审美情感以达成审美的理解。作为一种阐释,这种阅读依据于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制约和作用中建构审美对象,实舰艺术作品的“意蕴”。因而它排除了那种无限制约、随意的意义阐释,而坚持每一阅读所进行的文学阐释都有特定的具体化的历史语境、形成方式和审美准则。都有其社会的文化的约定性。所以姚斯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追寻文学文本诞生时的历史状况,但追寻本身就已包含了文学作品的今天、于当下、与此一阅读者的无法分割的联系。也正是因为它与今天的联系,历史上的作品才有了意义。也因为它与今天的联系,它才在不断更新的阅读中生成着永不完结的意义。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每部作品的意义,实际上是阅读史上无数读者建构的意义的群集。这种意义的群集,不是作品意义的简单叠加,而是意义集合的内质。其中有观念的对立、体验的差异、时代的变化,但都共同依据此一文本所构成的,既区别于文本文区别于任一读者的意义世界。

    有人说,一部《红楼梦》的历史性阅读就是历代《红楼梦》阅读的意义史。”这话的确不假。仅从主题看,《红楼梦》的历史解释性阅读,在其第一个读者理解之后便构成了一个接受之链。这一意义史形成了后继的历史阅读语境,任何一次历史性阅读都将汇入这一意义群集,并随时代范式的不同,调整或部分改写各自的意义群集的内质中的含量和位置。

    每一读者具体的阅读,都有各自注重的焦点、阅读程序和阅读方法。这是因为,每一读者的前理解,包括:审美理想、艺术水准、文学观念、阅读目的等方面都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读解教学,就是要在丰富学生前理解的同时.让他们对每一部(或将)文学作品历史性阅读意义群集把握的基础上,捕捉住作品的深层意蕴,即作家个体对生活的独特审美发现。一般说来,文学意蕴不是人云亦云的平庸识见或粗糙世俗观念的诠释,而是作家观照人生透视社会与自然的独特审美发现和认识,是具有美学价值的思想和智慧闪光。因此,在文学作品的解读中,我们特别要引导学生去体味作家融注在形象中的思想晶体。比如,苏轼的中秋词《水调歌头》,千余年来,人们对它的品析与解读成将果席,可谓“汗牛充栋”。它之所以成为千古不衰的绝唱,主要就在于这首词中融贯着一种超俗、闪亮的艺术意蕴。面对着月亮清澈明净的自然禀赋,诗人没有泛泛引申,而是想象自己独居在月宫这个高逸清寒的妙景而发出感慨:“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其意蕴独特新奇,超尘脱俗。前后半阕生发的意蕴更是独异清丽隽逸:“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古往今来的读者赏读这首词,无不是把心灵全部投注在其意蕴上去倾听苏轼的脉脉心声,徜徉于他所展现这个奇瑰世界。这显然是因为融注在这首词的艺术肌体内的意蕴,是独特的审美发现。它完成了两种超逸:它超逸了自然形态、超逸了世人对于特定对象的习惯思维和平庸之见。所以,它具有不朽的审美价值和永恒的艺术生命力。

    由此可见,文学意蕴的发掘,必须投注整体感受而多方触摸它所具有的这种发现性审美特征。只有艺术地把握这种审美特征,才能真正揭示文学意蕴的深层性和审美价值。可以说,文学意蕴解读分析的目标就在于考察它是不是独特的审美发现、超俗闪亮的思想和具有创造性的审美价值。不过,这种触摸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反复品赏、研读,从繁复的意蕴中找到只有文本才具有的独特审美发现。比如,宋杨万里的《初入淮河四绝句》诗其四:

    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

    对于这首小诗,请名家有不同的读解:

    其一: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尝言,沦陷中的北方人民向南来的使者诉苦也没有用,倒不如不会说话的鸿雁,能够每年从北方回南一次。来人对中原的怀念,常常借年年北去南来的鸿雁来抒写,总说这一类的话。“自恨不如云际雁,南来犹得过中原!”“何许中原惟雁见!”杨万里反过来写中原父老向往南宋。

    其二:周汝昌先生《杨万里选集》注云,遗民父老,沦陷已久,好容易看到从故国来的人,偷偷诉说亡国生活之不堪惨痛,─但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大雁,倒能年年回故国一次,而父老们则永远沦陷于敌人了。

    其三:钟振振先生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中说,“中原父老”之所以“逢着王人说不堪”,难道

    真的是“向往南宋”,视南来为“故国”,希望“回故国”吗?非也。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们不难想见,他们所盼望的是南宋朝廷能早日兴师北伐,恢复神州,使他们早日从金人的奴役下得到解放。正如范成大《州桥》诗所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具有六军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杨万里不会不了解这一点。因此,其诗旨别有所在。

    那么,究竟怎样读解这首诗,它的主旨是什么?事实上,我们只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独特审美发现,考察它超俗闪亮的思想,就能爬梳出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真情实感,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它的主旨。

淳熙十六年冬 ,杨万里奉命去迎接金廷派来的.“贺正使”(互贺新年的使者),这是他进入淮河后触景伤怀所写下的绝句。绝句共四首,主要写诗人对宋、金以淮河为界并以侄、叔相称的“意不佳”的心情及其对造成山河破碎的南宋朝廷的谴责。全诗的感情基调是“人到淮河意不佳”,其原因是”“中流以北即天涯”。所以,这首诗的意旨,亦在对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涂炭生灵的丑恶行径的不满和谴责。他的意旨同范诗是一致,只不过范诗是正话正说,杨诗是正话反说,艺术手法不同罢了。

    从字面上看,此诗俨然是训斥的口吻:中原父老们,你们不要说废话了,不要一遇见南宋的使臣便诉苦,说自己不能忍受金人的奴役─既不能忍受,为什么不投奔南宋呢?倒是那不会说话的大雁,一声不吭,年年都到江南来哩!这逻辑是荒唐的,中原父老不像大雁那样有翅膀能飞,他们怎么过得了金人重兵把守的封锁线?但正是这荒唐的逻辑,使得此诗具有震撼人心的弦外之音,辛辣异常的讽刺意味;朝廷偏安江南,与金人划淮而治,不思北伐以收复失地,拯救中原百姓于水火,如此辜负神州父老的期望,愧也不愧?全诗在反说的荒唐逻辑中,显现出了它独特的审美发现,给人以很高的美感享受。                                                                                                                                                                                                                                                             

From:《中学语文》2000年第11期(总第2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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