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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政治思想述评

时间：2024-10-18 02:55:36 教育新闻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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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政治思想述评

倪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上，梭罗是一位独特的巨人。他的思想如同独特的生活方式一样，在大多数时间中都处于隐遁状态，直到他身后一个世纪，他对个人自由近乎迷狂的追求，他对社会生活、对国家政治特有的视角，以及由此所采取的个人行为，才被人们所重新发现和认识，并在现代社会的政治进程中成为热烈而又充满理性的推动力量，成为美国自由传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作品《林中散步》和《论公民的不服从》已成为美国文学和政治思想史上的绝唱。

一

1817年7月，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一个铅笔制造商家庭，从小生性孤僻，在中学时他得到的评语是“一个有些怪癖，木头木脑的学生，并不很勤勉”。〔１〕但他母亲仍决定将他送入大学深造。16岁时他考入哈佛大学，获得的评语是“由于怪癖的性情使之在其文学创作中不可能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２〕1837年梭罗大学毕业，他并没有像他的同窗那样去寻奔前程，而是独自回到了家乡康科德，1838-1841年，在一所私立学校任职。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康科德最有名望的居民，19世纪的美国文坛巨匠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尤其是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哲学在梭罗内心引起强烈共鸣(其主要观点认为，人类的心灵感知和体验比外在的经验更真实、更重要。它曾在美国早期对当时政治思想、文学和社会思潮产生重大影响)，这使梭罗成为该流派最重要的成员和代表人物。1841-1843年梭罗还一度与爱默生一家住在一起，帮助爱默生编辑超验主义期刊《日晷》，并为该刊撰写了许多诗歌、散文。1843年，为了追求一种自身的心灵体验，他离开了爱默生，并开始了其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段生涯。1845年，他在康科德附近瓦尔登湖畔的森林中，营造了一间小屋，开始了一段为时两年的隐居生活，目的在于检验自己的一种生活观，并获得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单独对话的真实体验。他以自耕自食、采集、狩猎、捕鱼和打零工的方式获得自己所需的衣食，而大部分时间他则在林中漫步、湖畔倘佯，或泛舟湖上，或独坐屋中，静观大自然生生息息无穷无尽的变化，体味人与万物息息水乳交融无法割舍的亲情，并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忠实地记录下来，完成了他生前出版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对诳悼频潞兔防锫砜撕由系一周》和《林中散步》的写作。总之他以他的行动将圣经上的古训颠倒了过来，他说人在一个星期中应该用一天时间工作，其余六天干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对大多数康科德居民来说，梭罗是位古怪偏执的人，他的生活行为怪异，离群索居，终身不娶。对公共问题的观点与常人不同，对许多问题的见解令当时许多人无法理解，更难以接受。但同时，他也决不是满脑空洞理论将自己锁闭于书斋的欧洲式理论家，也不是东方国度中飘逸山林的隐士仙人。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一个思想者，同时也是一个农人、木匠、测量员和博物爱好者。“他体格结实，五官敏锐，能吃苦耐劳，他的手使用起工具来，强壮敏捷。他的身体和精神配合得非常好，能用脚步测量距离，比别人用尺子丈量还准确，……他能够像牲畜贩子一样地估出一头牛或一只猪的重量，……他能够计划一个花园或是房屋或是马厩，他能领导一个太平洋探险队，在最严重的私人或大家的事件上都能给人贤明的忠告。”〔３〕这使他赢得了将他视为怪人的邻里的尊敬，他用戏剧性的行为表达心灵深处的信念，更激起人们对他交织着敬佩和迷惑的感情。为了抗议对墨西哥的战争和南方的奴隶制，他拒绝纳税，为此而被囚入监狱。他以“拒绝承认这个国家”这样激烈的语言表达了对蓄奴制的愤怒，并写下了不朽文献《论公民的不服从》。在他的生命临近终了时，他再次反抗社会，为约翰布朗袭击哈伯渡口进行辩护，亲自敲响康科德政府门前的大钟，为这位废奴英雄鸣冤、礼赞。1862年，梭罗在他的家乡逝世，结束了其短暂而又不同凡响的一生，年仅45岁。梭罗生前，他的思想，他的作品一直受到社会的忽视，他只被看成是爱默生的一个苍白的影子，一个行为乖张、违规范性的怪人，他的两部在世出版作品生前只卖出了2000多本。只有他为数不多的超验主义同志意识到他对社会、对未来世纪潜在的巨大价值，他的师长爱默生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美国还没有知道--至少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个国民。这似乎是一种罪恶，使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就离开，而没有人能替他完成；对于这样高贵的灵魂，又仿佛是一种侮辱。他还没有真正给他的同辈看到他是怎样一个人，就离开了人世。但至少他是满足的。他的灵魂是应该和最高贵的灵魂作伴的；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学完了这世界上的一切的才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学问，有道德的，爱美的人，一定都是他的忠实读者。”〔４〕幸运的是爱默生的这席话的确被言中了，他对社会生活深具现代意识的看法，他对个人命运的深切关注，他那种崇尚自然、我行我素的自由精神，以及他对大自然的礼赞，在当代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为当代美国拥有最广泛读者的19世纪作家，其声誉甚至超过了他的师长，超验主义的鼻祖爱默生，他的思想已跨越时空，传遍了世界。

二

梭罗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阐述，是以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及自然环境为中心阐发的，总体上说，它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另一个层面则是人与国家、政府、法律的关系。梭罗始终认为个人的生活应高于社会和国家，人类寻求自我解救的途径不是来自牧师，也不是来自圣约，更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自身，依靠个人解决社会及国家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其真正之力量所在。

对于个人所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生活所包含的诸多内容，梭罗始终是一位怀疑论者，在他的著作中充满着对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包含的理性、规则、习俗、分工、时尚等等进行批判的文字，对现代人的生活行为提出种种质疑。他说：“由于闭上眼睛，神魂颠倒，任凭自己受影子的欺骗，人类才建立了日常生活的轨道和习惯，到处遵守它们，事实上它们是建立在纯粹的幻想基础之上的。”〔５〕他认为世俗纷繁、复杂、琐碎的生活淹没了人原本高贵的秉性，虽然神告诉我们，我们早已变成了人，然而我们受到周遭社会的因素的縻绊，人们生活得很卑微，像蚂蚁。他用这样的语言描写周围人们的生活常景：“我在康科德旅行了许多地方；无论在店铺，在公事房，在田野，到处我都看到，这里的居民仿佛都在赎罪一样，服役着成千种苦行。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坐在四面火焰之中，眼盯着太阳，或者在烈火的上面倒悬了身体。……然而，即便是这种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天天看见的景象更不可信，更使人心惊肉跳。”〔６〕而芸芸众生服役着的种种“苦役”，梭罗认为实际上多数是徒劳无益的，是对生命及劳动的浪费，人们从事这些活动及创造的物品并不是出自自我内心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真正的自我需要，而是追逐他人及社会的一种虚妄、无谓的奢望和需求，并为之所累、所束缚。为此他指出了发生在他身边的被称之为荒谬的种种行为：“这个大陆上的妇人们，编织梳妆用的软垫，以便临死时之用，而对自己浪费的时间及命运丝毫也不关心；人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或者吹嘘自己，摆出一副稀薄如云雾和慷慨大度的模样，只是让人们信任你，以便揽一些做鞋子、帽子或上衣以及代买食品之类的活计；人们为了谨防患病而筹钱，反而把自己弄得病倒了。〔７〕在他看来，人类实际上是在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的问题，这使人类以自己谋生的方式否定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农夫为了需求他的鞋带，投机在畜牧之中，他用熟练的技巧，用细弹簧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捉到安逸和独立，他正要拔腿走开，不料他自己的一只脚落进陷阱里去了，他穷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且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贫困的。”〔８〕为此梭罗认为：“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甚至在所谓的游戏和娱乐底下，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不觉的绝望。”〔９〕于是他对驱使个人走向这种“绝望生活”的整个文明制度提出诘难：“有人为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保存了种族的生活，却相当牺牲了个人的生#O&活。”〔１０〕从而揭示了梭罗政治学说中一个最深刻的命题，即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否定的关系。

总之，在梭罗眼里，人们的生活在社会的挤压下表现出的情景是荒诞的。那么面对这种情景，个人是否只能忍受社会的腐蚀、压力和侵害，逐渐地沉沦以至最终丧失掉自身的个性呢梭罗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这种生活并非出自人的本意，而且上帝原本已赋予人高贵的性灵，人原本应该生活得更体面。为此他向人们指出了通往这种“更体面生活”的途径。他认为，首先我们应当正视自己的心灵，“愚蠢地与别人一致，是头脑幼稚者的魔障，信赖自己，才是每个人心灵激荡的金科玉律。”这样我们就会建立起充满自信和独立性的人格，就会不再对外在的一切唯唯诺诺了。其次，他规劝人们重新审视充斥在我们周围的无处不在的规则和常识，“最平常的常识可能是睡着的人的意识，在他们打鼾中表达出来。”〔１１〕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听任这些东西来摆布、规范我们，我们应该遵循更高的原则，问一问我们的心灵是否获得了自由，如果我们有才智，我们应该只择取其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不管别人的想法如何，这不仅为我们节约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生命，而且会使我们获得心灵的解放。为此他提出了一条著名的格言：“简单些，简单些，再简单些!”接着，他向人们发出呼唤：“让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谨慎地过一天吧!不要因硬壳果或掉在轨道上的蚊子的一只翅膀而出了轨。让我们黎明即起，用或不用早餐，平静得并无不安之感；让人去人来，让钟去敲，孩子去哭--下个决心好好地过一天。为什么我们要投降，何至于随波逐流”〔１２〕为此，他身体力行，以自身的行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1845年初春的一天，梭罗借来一把斧子，走进康科德附近瓦尔登湖畔的森林，砍伐木材，开始营造自己的林中小屋，经过四个月愉悦的劳动，花费了总共28．125美元，一间别致的小屋建好了(当时在当地一间最普通的房屋起码要花费800美元)。在一个清风拂面的夏日，他搬进了这间小屋，对于梭罗来说，一种新生活开始了！在这里他割断了与社会之间大部分无谓的“尘缘”。用0．27美元维持一周的生活费用，在一年中以６个星期的时间，赚取一年的化销，剩余的４６个星期，则做他喜欢的事情，他漫步、观察、阅读、写作、沉思，全然出自于自我的喜好，无任何社会的所迫。用自己的实践反衬了现实的“悖谬”。而更重要的是，梭罗在大自然的漫游中，在与大自然如此贴近的生活中，体味到人与自然万物及内蕴神秘精神的和谐，与自然水乳交融之中感悟到生命的本意，并从中获得了一种生命升华的体验：“最接近万物乃是创造一切的一股力量!”他使我们有了思想，“我们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欢喜若狂，只要我们心灵有意识的努力，我们就可以高高地超乎任何行为及后果之上，一切好事坏事，就像奔流一样，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并不完全是纠缠不清在大自然之内的，我可以是急流中一片浮木，也可以是从空中望着下面的因陀罗。”〔１３〕为此他获得了新生，他是用这样热情洋溢的笔调来描写他的林中生活和感受的：“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样地简单，也许我可以说，同样地纯洁无瑕。我向曙光顶礼，忠诚如同希腊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涤，这是一个宗教意义的运动，我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在最早的黎明中，我坐着，门窗大开，一只看不到也想像不到的蚊虫在我的房中飞，它那微弱的吟声都能感动我，就像我听到了宣扬美名的金属喇叭声。这是荷马的一首安魂曲，空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得赛》,歌唱着它的愤怒和漂泊,此中大有宇宙本体之感,宣告着世界的无穷精力与生生不息……”〔１４〕总之，在抛弃尘世，探求与自然接近的体验中，梭罗向我们展示了超越论者所信奉的人类心灵的回归。他成为康科德山水间与大自然最亲近的人，他是古代神话中的牧畜之神，植物之王，他是天籁之声最忠实的听众，他是宇宙万象最认真的观者，“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总之，他飘然欲仙”。

在论述人与政府，人与法律的关系方面，梭罗认为个人应当高于政府和法律，政府对个人没有绝对的权力，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他指出：“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１５〕他对政府这一特定的社会组织抱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经常责问道：“它为何总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将哥白尼和路德革出教门，并宣布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为叛逆”〔１６〕认为它的特性与人的个性本身就是相悖的，他向人们指出：“请参观海军基地，目睹一个水兵，那就是美国政府所能造就的人，他只是人类的一个影子和回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自己的判断力和道德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们被视为木材、泥土和石块；要是能造出木头人来，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１７〕他多次表示他不愿生活在这种“划一的、共济会式的”社会里，认为与它的联系越少越好。在他看来，政府从来不是绝对的，“它本身只是由人民选择用来执行他们意志的一种模式”，〔１８〕“充其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１９〕而且，即使面对由此组成的政府，梭罗依然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大多数政府往往不得计”，〔２０〕“它们既不拥有过人的智慧，也不特别诚实，它们只不过是拥有强大的力量”〔２１〕；所以，“在人民能够通过它采取行动之前，它同样有可能被引入歧途，滥用职权。”〔２２〕接着他尖锐地指出：“政府除了极善于偏离自己的职能之外，它可从来没有促进过任何事业。所有已取得的成就都是靠美国人民固有的性格而获得的；要不是政府经常从中阻挠，这成就或许更大些。”〔２３〕但是，在历数了政府之过之后，梭罗并没有滑向无政府主义，他道出了自己对此的用意：“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公民，……我并不要求立即废除政府，而是希望立即有一个好一点的政府。”〔２４〕那么梭罗心目中好一点的政府是怎样的呢为此梭罗提出了他所服膺的著名的信条，即：“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２５〕认为：“如果人们能够通过政府这一权宜之计实现互不约束，他们将非常高兴”。〔２６〕理想状态应当是“被统治者最不受约束时，正是统治机构最得计之时。”〔２７〕

同时梭罗强调，在一个国家中少数人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因为“当权力一旦落入人民手中，大部分人被允许长久地治理国家的理由不仅仅因为他们代表着真理，也不因为这看来对少数人最公正，而是因为他们在力量上最强大。因此，服从多数原则所建立的政府，也不可能以正义、公理为基础，甚至连一般人所理解的正义、公理的标准也达不到。”〔２８〕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难道一个公民永远应当在特定的时刻，或在最低程度上迫使他的良心服从立法者吗梭罗在此持否定态度。“如果这样人们要良心还有何用”〔２９〕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准则，良心应当高于多数人意志的法律，强调：“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３０〕他一直试图在多数统治与保障少数人权利之间寻找平衡点，指出：“假设在政府里不靠多数人，而是用良知来判断是非，多数人口决定政府该管或不该管的问题，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可能实现吗？”〔３１〕

从上述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梭罗政治思想中，他所一直关注的焦点是个人权利及自由的维护，他对政府在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对个人可能造成侵害的潜在能力一直抱有深深的担忧，而且从当时美国南方的蓄奴制以及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中，他看到了这种潜在的能力已经变成一种现实的危害，这使他再也不能归避于湖光山水之间了，他率性而为，挺身而出，激烈地抨击政府的行为，他不断地向他的同胞宣传这样一种观念，即个人不应该被动消极地去适应政府，而应该是相反。为此，他反复强调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先贤们阐述并赋之于行动的权利，即人民革命的权利，“当一个承诺要维护自由的国家的１／６的人口是奴隶，当一个国家的军队在非法地蹂躏、征服，并由军法管制的时候，我想，过不了多久，诚实的人便会起来造反和革命。”〔３２〕同时，特别重要的是，梭罗赋予这种造反和革命以崭新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提出了消极抵抗的原则，即遵从自己的良心，保证自己不参与自己所谴责的罪行，“一个人没有责任一定要致力于纠正某种谬误，但是他起码有责任同这种谬误一刀两断。”〔３３〕他主张凡是力主废除奴隶制的人，应立即行动起来收回无论在个人和财产方面对政府的支持，如果在这一点上可能违犯法律，那就请犯法吧!“不要等到他们形成多数后再在他们中间执行正义。”〔３４〕因为良心高于法律，“只要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就够了，不必等待其他”。〔３５〕总之，他呼吁人们在政府这台机器运转出现问题或者偏离方向的时候，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施加所有的影响，采取行动来制造摩擦，好让它停止下来。在其著名的檄文《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梭罗这样写道：“投上你整个的选票吧!那不单单是一张小纸条，而是你全部的影响。少数服从多数则软弱无力；它甚至还算不上少数。但如果尽全力抵制，它将势不可挡。一旦让州政府来选择出路：要么把所有的人都关进监狱，要么放弃战争和奴隶制。我想它是会毫不迟疑的。要是今年有一千人拒交税款，那还算不上是暴力流血的手段。我们若交了税，则使政府有能力实现暴力，造成无辜流血。”〔３６〕梭罗指出：“这就是和平革命的定义”，〔３７〕如果“当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去职务”，〔３８〕那么这场革命就成功了。而且他以他的行动，实践了他关于和平革命的理论，他拒绝向政府纳税，并因此而被投入监狱，以此呼唤周围的人并向人们展示一种崭新的政治行为。

从和平革命理论及消极抵抗原则的提出，我们看到梭罗已深刻地意识到现代西方民主制在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所存在的严重欠缺，为此他试图再向前迈一步，在《论公民的不服从》的最后他这样写道：“从绝对的君主制到有限的君主制，再从有限的君主制到民主制就是通向真正尊重个人的进程。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制是否就是政府可能做的最后改进难道就不能再迈进一步，承认并组织人权州政府必须将个人作为一种更高和独立的力量而加以承认，并予以相应的对待，因为政府所有的权利和权威都来自这一力量。在此之前，决不会有真正自由和文明的州。”〔３９〕

三

　　从梭罗所处的时代和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看，它应属于美国早期自由主义的范畴，而在其中梭罗最突出的作用在于他将早期自由主义的内核--个人主义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梭罗有关国家、政府、法律以及它们与个人之间关系方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梭罗的政治思想与17、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政治理念有着极深的渊源和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他几乎全盘接受了诸如人人生而平等、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理性、自然法、社会契约、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分权、政教分离、议会民主、思想自由、民主共和制、社会革命等一系列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基本观念，而从其政治论述的具体内容看，他同美国大多政治人物和政治思想家一样，更深地受到了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的影响，在梭罗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洛克有关自然状态、理性和社会契约的观点是梭罗关于国家、政府以及它们与个人关系论述推论的原点。尤其是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洛克认为在社会契约方面人们并没有放弃一切自然权利的观点引起了梭罗强烈的共鸣，这一点构成了梭罗政治思想关注的核心，在有关的论述中他曾反复强调：“只要我没有让步，政府对我个人和财产就没有纯粹的权#O&利。”〔４０〕当然这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起草《独立宣言》的先贤们所强调的原则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梭罗在洛克和杰弗逊在此论述的基础上，又将两者的观点向前发展了一步，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对通过社会契约即由人类出自理性为了保护自己及财产，为了公众的幸福、繁荣和安全，相互协议，自愿出让部分的权利而组成的政府，是否真的能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目的，一直心存疑虑。在梭罗的政治评论中，他不仅像洛克、杰弗逊那样对专制政体大加挞伐，而且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对新近诞生的民主政体这种政治形式在维护个人权利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欠缺和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深刻地指出民主政体的建立并不是个人权利及自由最终的保障。在他看来洛克等所设想的“自然状态”似乎更符合他的胃口(洛克认为，人最初是处于自然状态下，在这种状态中，人人平等地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权利，没有一个人享有高于别人的权利，任何人也不受到所谓上级的约束。自然状态是自由的而不是放任的，人人遵守自然法，而这种自然法就是理性的支配作用。这与梭罗提出的“未来设想”十分吻合)。这从实质上讲，是对洛克等政治学说所勾画的政治体制作出的具有否定倾向的判断，这种情形在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中是不多见的。这样由格劳秀斯、斯宾诺莎最初创立，由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使之完整，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的杰弗逊们最终加以实现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理论，通过梭罗这里(当然不是梭罗一个人)完成了一个轮回，实现了一次否定--肯定--否定的循环，这样我们在这里(19世纪40年代)就提前看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在某种形式上的终结。那么是什么导致梭罗在此划上一个句号呢笔者认为，从现象上看，民主政治结构在其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纰漏固然是梭罗作出否定判断的重要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基于他本人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关系方面的一种更深刻的认识。除了梭罗坚定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外，他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似乎比他的前辈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人与社会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我们知道，人类是以社会的形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而社会是由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所构成，作为个人，他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社会，而社会向人们提供发展机会的大小多少主要取决于它的组织及其规则是否完善，而日益完善的组织及其规则在向个人提供愈来愈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向个人提出日益增多的要求和规定，个人为了发展和生存的需求，必须牺牲自身的一些需求去遵循一定的规则，即个人利益的扩张是以个人部分权利的牺牲为代价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一直陷于一种无法加以解决的悖论中。这种人与社会之间永远也无法得到解决的永恒命题则必然得出这样的逻辑判断，即一种社会组织的变更，只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与社会之间的永恒矛盾，而无法加以克服，任何社会变革对个人自由而言只有暂时的利益，人类永远无法在其社会生存中摆脱个人利益可能遭受不断丧失的境况。基于对社会这种独特而深刻的看法，梭罗对在社会中个人境况的彻底改善提出质疑，进而对作为近代民主主义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哲学基础的实用理性进行了否定，认为这种“理性”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一种冷酷的唯理论，而人类的性灵(可以说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内在冲动)在它的面前似乎变得荡然无存。在他看来人类出让自身权利来换取生存和发展，与其说是出自一种理性，还不如说是出自一种无奈。正是在这一点上，梭罗实现了对传统民主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否定。这样，我们也就看到了梭罗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及美国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联系和区别：如果说洛克、杰弗逊等的政治学说主要立足于近代民主理论的设计以及民主体制的建构的话，那么梭罗则着重于从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角度指出这一理论以及体制建构上的不足，立足于对它们实行改造。所以从这角度讲，梭罗实现了对近代民主主义理论及实践的超越。

从当时社会存在和社会思潮的基本状况看，梭罗的思想对于当时的西方的社会制度以及主流政治主张而言无疑是一种过度激烈的反叛，而且显得相当不合时宜。从当时的西方政治思潮上看，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如日中天，它已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取得了现实的成果，并在欧美获得迅速的发展。而当的社会现状则是西方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以及现代社会的新型生产组织原则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所释放出的能量使得欧美各国在19世纪上半叶的短短几十年中创造出空前的物质财富。现代工业迅猛发展，分工日益发达，商业贸易空前活跃，总之，社会的进步以及生产的高速发展使许多人乐观地认为，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加之新近建立并得以巩固的民主体制将为个人提供日益充分以至无限的发展机会。而就是面对这一繁荣的景象，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坚定信奉者的梭罗，则从特有的角度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新型社会形态所孕育的危机以及它对个人自由及权利可能造成侵害的潜在力量和人类可能将付出的代价。他从中看到：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各种经济及社会组织的数量及其能量急剧膨胀，相对于个人它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同时，分工的发展则使人们不得不将大量的个人时间用在与自身个性根本无关的活动中，以此来获得自我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生活的手段与生活的目的之间的距离变得日益遥远，而且它将个人拖入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使之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的牵制，并将个人的活动局限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从而使作为个体的人抵御和抗拒各种外在力量的能力日益降低。日益膨胀的各种社会组织加之越来越细的分工，使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又必然要求社会自身增强协调各种事物的能力，这样社会最主要的协调组织--政府的权力和它所涉及的领域就会大大增加，政府权力增强带来的必然后果则是个人权利将日益笼罩在庞大政府力量的阴影下。总之，随着社会组织力量的不断强化和个人权利的日益弱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人的地位将不断降低；为了换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个人将被迫不断地出让个人的特性，皈依于社会，将自己降格为工具，成为社会这部大机器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社会变成了目的而个人则沦落为手段。人类创造了社会，却将自己变成了它的仆人，“人放牛变成了牛牧人”，正是基于这种独特而清醒的认识，作为坚定个人主义者的梭罗，面对人类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和个人自由的黯淡前景，发出了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极不合拍的声音。

通过上述对梭罗政治哲学及思想的分析以及对他有关社会发展独具慧眼的看法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梭罗的社会政治思想似乎又不属于美国早期自由主义的范畴，而更像是风靡20世纪的西方非理性主义社会思潮的先声，他对社会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同19世纪欧洲旧大陆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大师叔本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等几乎处于同一起点上：他们都同样深刻地意识到近代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个性的不断泯灭为未来社会可能带来的严重的精神危机，提早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社会与个人之间将不断激化的矛盾;他们都在面临来自社会各方面激烈冲击的时刻,坚定地固守于个人;认为“个人应处于生活的中心,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个人,他有不可剥夺的照自己的样子做人的权利”;〔４１〕他们都对社会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质疑，指出这个世界可能是荒诞的，于是，他们都呼吁人们拒绝盲目地接受他那个时代的前提，并主张一切前提在接受之前都应经受严格的检验，他们都希望人们独立思考，并深入到他们时代各种前提的后面去发现他们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为社会上的各种偏见掩蔽到了怎样的程度；同时，他们都强调人应当恢复自身在与社会关系中的主动性，正视自己的心灵，认为这才是对外在事物做出判断的基础。“人的高贵类型体现在它自身有决定价值的能力；它不需要别人同意，……它懂得它自己首先给事物以荣誉，它是创造价值的!”〔４２〕而且，他们的思想及哲学也经历了几乎相似的历程和遭遇，即都为当时的人们和社会所无法理解和接受，而在其身后则又大行其道，被尊为一代宗师圭臬；不仅如此，就连他们的个人秉性和生活境遇都是相似的，他们都特立独行，卓尔不群，性格孤僻，行为乖张，或是离群索居，或是漂泊流荡，一个个都是终身未娶，被周遭的人视为离经叛道之徒，是一些无可理喻的怪人和疯子。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尼采的文字：“尼采一生的主要特点是他的脱去常规的生存。他没有现实的生计，没有职业，没有生活圈子。他不结婚，不招门徒和弟子，在人世间不营建自己的事务领域。他背井离乡，到处流浪，似乎在寻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什么。然而，这种脱出常规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质的东西，是尼采全部哲学的方式。”〔４３〕从这一描述中，也不禁会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大洋彼岸居住在新英格兰康科德被周围的人视为怪人的居民--梭罗。

从这一意义说，我们将梭罗视为美国现代非理性主义社会思潮的最初奠基人恐怕是不为过的。这样梭罗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上就享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师承了一代宗师洛克、杰弗逊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一方面他又对其赖以生存的哲学基础加以了某种程度的否定，为美国现代非理性主义社会思潮的起步开辟了道路。这样他就在美国社会政治思潮由近代向现代的嬗变起到了启承转合的作用。为此，梭罗在美国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他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强调已成为美国自由传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美国精神的主流，他对社会的否定，他勇于说“不”的巨大勇气已成为本世纪60年代青年反叛和黑人民权运动的一种精神象征。甚至，从60、70年代风靡一时的嬉皮士文化中，我们仍可以隐约地看见瓦尔登湖畔那位隐者的影子。

在研究梭罗社会政治思想的过程中，于发现他与同时代欧洲非理性主义大师基本相同的社会观点和相似的境遇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点。首先，在揭示了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调解的矛盾以及人的处境的荒谬之后，梭罗并没有像欧洲的大师们那样卷入与社会的正面冲突，以一种焦灼、暴烈、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方式与外在世界，与无所不包的社会发生直接、全面的对抗，他没有像叔本华那样由于自己的这份“清醒”而鄙视所有的人，也没有像克尔凯郭尔那样有意挑动舆论与世人对抗，更没有像尼采那样到处狂呼“上帝死了”。与之相比，梭罗要平静得多，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他似乎已大彻大悟地意识到了个人的无耐，所以他基本没有陷入到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与社会之间带有悲剧色彩的抗争中，而是另辟蹊径，悄然退出，割断与社会之间一切在他看来以为不必要的联系，回归大自然，在与大自然的交融中寻找一种新的和谐。在这一点上，梭罗似乎更像一位东方的哲人。其次，与尼采等相比，梭罗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领域，尤其是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方面，他认为这是与个人权利和自由有着最直接联系同时也是个人权益最容易和最经常受到最严重伤害的方面。在这一领域，梭罗的立意也与尼采等有所不同，他不希望打碎一切，另起炉灶，像尼采那样呼唤一个新的英雄时代的到来，或像克尔凯郭尔那样寻找宗教、上帝的途径，而是立足于对现行民主制度的改造，他以为这可能是避免个人境遇不断恶化或得以逐步改进的一条最现实的道路。虽然，他也实现了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哲学基础的否定，但是，他并没有力图割断同这一在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史上近代以来一直占有主流地位的思想理论的一切联系，并没有“打碎一切偶像”(尼采语)，他仍然接受了这一思想理论的一些基本理念。他的否定是一种在肯定基础上的否定，他是通过对这一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的否定来证明近代在此基础上创立的民主政治体制本身就已具有的一种相对性，以便使对其向更符合人性、人道和自由的目标进行改造的努力变得相对更容易一些。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发现，与欧洲19世纪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大师相比，梭罗的思想似乎更多了一些理性的色彩，而且，他更注重在人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寻求实现个性解放的突破口。

一旦选择了突破口，梭罗则表现出与尼采等相比毫不逊色的迷狂和反叛精神，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在反对奴隶制和抗议发动侵略战争的斗争中，我们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山林居士的影子，而完全像是一位勇猛矫健的斗士。在这场反抗非正义的战斗中，除了梭罗英勇的行为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和平革命的理论及消极抵抗的原则，它第一次赋予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有不服从和违反任何违背他的良心的布告、命令、法规以及权威的权利。一个人不必参与任何社会组织，只要他拥有勇气，他就可以运用他手中的选票，或是拒绝纳税，或是停止各种合作和支持，甚至违反不合正义的法律来表达他对某一项不公正的法律、规定或是不公正的政府的态度；如果心同此理，有相当多的人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政府某些不公正行为的态度，那么任何一项不公正的法规，任何一个不公正的政府在失去人民以及财力支持的情况下不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运用自己自身的力量成功地实现了一次社会变革。由于这种行动是以一种消极的以及个人化的方式进行的，因此，由于社会变革可能导致的社会冲突、暴力、流血也就被降到了最低的限度。和平革命理论及消极抵抗原则的提出是梭罗对人类政治思想的发展作出的伟大的贡献。翻开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数千年的历史，是在不断的社会变革中发展的，但它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一次的变革无不充满着杀戮、血腥和暴力。和平革命理论及消极抵抗原则的提出则第一次为摒弃变革中的残暴和血腥创造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自我反省和判断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是人类良知在政治理论上的突出体现，由于这一理论的提出，预示着今后人类社会的政治进程可能会出现重大的改观。因此，它在政治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同时，它也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以个人的身分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和现实的手段，因为它赋予每一个公民对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说“不”的权利。

梭罗所处的时代与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相比已有了许多的不同，但是，政治领域充满着马基雅弗里式争斗的景象远没有改观，在其中历尽沧桑的人们或许会认为梭罗的学说过于天真，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同这个世界盛行或曾经盛行过的许多政治学说相比，梭罗有关和平革命的学说似乎站得更高些、更远些，而且在20世纪的政治实践中它已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圣雄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以及马丁路得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已向世人展示了它现实的成果，这两起惊世伟业向人类证明，梭罗的学说较其他社会变革理论更具理性，它大大净化了人类在政治领域暴戾的气息，使人类社会向人道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体现着人类一种更高的智慧，是人类驾驭自身以及社会能力进一步提高的体现。

通过对梭罗思想及言行的关注，我们会发现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在向人们指出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之后，并没有把在他看来浑然不知的人们推入一种惶惑便就撒手而去，也没有在他提出了对未来社会及政府的完美构想之后，由于它的遥远，或将之束之高阁，或将之仅当作对人说教以及与人炫耀的谈资。他总是立足于现实，向人们倡议摆脱现实的窘态，朝完美的设想一步一步迈进的现实途径，而且身体力行，现身说法。他是一个用头脑同时用四肢思想的人，他对他所揭示的各种矛盾的解决方案几乎都可以在他的行动中找见，如果你对现实社会嘈杂、不堪重负、行行色色的社会规则、义务、角色以及无休止的要求、时尚感到厌烦，不愿遵循依据物质社会的标准而约定的粗鄙目标，你完全可以凭据自己的抉择去过一种单纯的生活，你可以在任何地点以你的想像方式营造你的“瓦尔登”。如果你对政府的不公给你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感到愤慨，只要你有勇气，你可以用各种说“不”的方式去回绝它。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始终坚定地固守于个人，他不信任任何外在的力量，从来不将个人境遇的改善寄希望于救世主、政党、领袖、英雄、各种组织。他不信任任何组织，面对社会、国家的种种不公，他明确地提出要实行变革，但是他把这种实现变革的权利统统交到每一个个人手中，认为这是个人自由与尊严得以维护的最有效的方式，他不向任何人、任何组织出让自己的权利。在一项声明中他宣称，他永远不属于任何组织。总之，他信奉一种人人自救的哲学，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尊重自己，就无权奢谈所谓的爱国，否则这只会变成因为少数人的利益的缘故要大多数人当牺牲品的借口。”〔４４〕而正是这份智慧的固执与固守，可能也是梭罗作为一个哲人最值得令人敬佩的地方。

与此相对应，在我们肯定梭罗政治思想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心存这样的疑问，即，完全依靠个人解决问题，是否能达到他所希望的理想境界麦迪逊对人曾有这样一段精彩注解，人类既非天使，也非恶魔。因此，人类的发展是需要社会合理的机制来制衡其生性的弱点，这是人类仅只依靠个体自身所无法达到的。否则，人类演化的结果可能是梭罗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也有可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因此，在我们对社会的各种不公正、不合理持批判态度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时运用个人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的手段，这样可能更为现实。事实上，梭罗在指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所存在的悖论的同时，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

注释：

〔１〕〔２〕Bernard E. Brown, Great American Political Thinkers, Volume 2 (New York, Avon Books 1983), p.132.

〔3〕〔4〕范道伦编选，张爱玲译：《爱默生文选》，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195-196页；第２２１－２１２页。

〔５〕－〔１４〕均引自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89页；第2-3页；第5，12页；第29页；第24页；第28页；第299页；第90页；第205页；第82页。

〔１５〕－〔３９〕均引自梭罗著，张礼龙译：《论公民的不服从》，见赵一凡等编译的《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155页，第158页，第155-156页，第153页，第153页，第153页，第166页，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3页，第154页，第154-155页，第155页，第155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60页，第161页，第161页，第161页，第167页。

〔４０〕梭罗著，张礼龙译：《论公民的不服从》，见赵一凡等编译《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６７页。

〔４１〕〔４２〕Ｌ．Ｊ．宾克莱著，马元德等译：《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８１页；第１９４页。

〔４３〕转引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页。

〔４４〕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或《林中散步》，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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