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创作中的时代视点与女性视点的一种分析下

萧红创作中的时代视点与女性视点的一种分析（下）

牐犖颐侨衔，在《生死场》中，与其说萧红在赞颂爱国和反帝，毋宁说萧红在冷静地揭示农民几乎是出自生存本能的抗争的本质，这其中隐含着她对中国乡土的历史性惰性、生产方式的停滞以及生活形态的绝望的关注和思考。而30年代左翼文学对乡村的代表性观点是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先进农民的抗争，是落后农民的觉醒。这个观点不足以统领并笼罩萧红的《生死场》，相反，使其从可能是一部批判意识深远而广博的作品，成为被搁置在反帝抗日书架上的一本吻合时代主流，然而却特质消泯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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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犗艉旄多的是凭个人的天赋以及女性的敏感在写作。这是得到公认的一点。她的女性身份给她带来的苦痛，她在生长过程中，出自女性自我对自身的体察，使她的写作在时代视点之外，天然地具备对性别历史的敏感。《生死场》中已经有着具体的女性的苦难和不幸与不争，如福发媳妇、月英、还包括被父亲活活摔死的金枝的女儿等等。这是萧红女性视点对女性境遇的展示。《生死场》之后，萧红接连出版了《商市街》、《桥》、《牛车上》等小说和散文集。其中多有描写女性的篇目。至1940年，萧红写出了她的另外一部重要作品《呼兰河传》，她的女性视点开始有了“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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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犎绻说，在《生死场》中，女性亦是那无尽的历史轮回中的一部分，女性的整体和女性的本体都并不外显，那么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的女性意识已经从历史性的审视与批判，转向了文化视阈里的探索与思索。这里面有着对鲁迅“批判国民性”主题的继承，也有着萧红自身女性视点的敏锐。《呼兰河传》尽管写作于萧红创作生命的后期，但是文本中的时代却比《生死场》还更加倒退。一般认为的是，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写东北的一个小城，写同样是没有希望，也没有悲哀的生活。但在这“生活”中，强烈地使人同情的是不幸的女性，是小团圆媳妇，是王大姑娘；强烈地使人震撼的是折磨女性的女性，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是那些软刀子杀人的女性“俗囿”。和《生死场》相比，小说几乎跳出了对时代的观照，甚至也摆脱了仅仅对具体的女性苦难的呈现。女性不再是一个被折磨的客体，她也是折磨女性自身的主体。封建礼教的冷酷和罪恶，不仅仅在于它吞噬了原本可以美好的女性的生命，更在于它在意识领域对女性一代一代的奴役。女性的愚昧和不自由由此既是封建礼教的结果，也成为封建礼教的维护和执行的基础。这背后深藏的是男权冷漠而操控一切的姿态。女性的自戕也不仅仅将女性的尸体摆在了礼教和男权的祭坛上，也使萧红的文本具备了源自女性视角的批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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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牭女性的萧红毕竟也是“时代”的萧红，时代对于萧红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使萧红获得创作素材，获得创作力量，获得创作目的，也在于它对萧红的“女性性”的压制，并限制了萧红的女性视点，这样的局限性，当真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性”？对于萧红的文本来说，我们没有理由施予苛求，但从评述萧红的创作出发，我们不能不关注其中时代视点和女性视点的关系。而这关系所暴露的，甚至是萧红作为一个女性的悲剧性命运和悖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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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犝如林丹娅曾发现的，萧红文本中存在一种现象：她时而处于文化主流中讲述主流“大我”话语，时而处于主流边缘讲述女性“小我”话语。在林丹娅看来，这一现象是女性在历史情境中总是处于被男性“拯救”的地位的自然结果，萧红与萧军的离离合合的际遇，便是萧红文本中上述现象的发生器。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视点和女性视点在萧红文本中的关系的描述。甚至，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在传统的男权意识形态中，只有男性才被认为是时代和历史的主体，而女性作为男性的事实上的附着物，她的职责对象是男性，而不是所谓的时代和历史。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萧红的文本已经具备时代视点，这证明那个时代对于女性有着深刻的解放意义，显然并无新意。这背后真正显示的，是根植在人的意识深处，并不因为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得到清除的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中，对于萧红来说，靠拢萧军竟就意味着靠拢了革命的主流文化，也即被认可为靠拢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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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犑率瞪弦彩侨绱耍萧红的创作始于与萧军的结合，萧军对她的创作取向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很轻易地可以从萧红一开始的创作，几乎没有从自身复杂而不幸的婚恋经历中取材得以看出。换言之，在萧红和萧军相处时，萧红作品中的时代色彩就浓烈，更加带有那个时代肯认的因素。而离开萧军后，萧红的女性自我和女性观照才愈加明显。萧红依靠萧军的“拯救”，获得女性生命体的新生，但却在离开萧军后，才（能）获得女性意识的自由展露。于是，一个悖论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萧红创作中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发掘和推崇的东西，未必是萧红创作的最本真，但却淹没并定性了萧红的创作，而女性的萧红的自由实现却是必须以离开她的施救体所代表的时代主流为代价的。这代价甚至意味着萧红从此与孤清相伴，直至在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地域寂寞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