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和竟陵派

公安派和竟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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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批评较为深刻的，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由于其代表人物袁氏三兄弟系湖北公安人，故得此名。

　　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著有《袁中郎全集》；其兄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著有《白苏斋集》；其弟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著有《珂雪斋集》。《明史》皆有传。

　　公安派对七子复古有较深刻的批判。袁宏道指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也”。（《雪涛阁集序》）他还说：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摸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

　　这些议论都是很深刻的。在批判拟古的同时，三袁还曾提出诗文应以表现“性灵”为主的主张。在上面这段文字之前，还有这样的话：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倾刻千言，如水东注，今人夺魄。其间有极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这些议论，也是很有见地的。

　　公安派的代表作品是袁中郎的尺牍、游记等杂文小品。这类作品最能表现他们的闲情逸致。例如中郎的《孤山》一文有云：

　　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我辈只为有了妻子，便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

　　又如《与何湘潭书》有云：

　　作令如啖瓜，渐入苦境。此犹语令之常，若夫吴令，直如吞熊胆，通身是苦矣。

　　有妻室，作县令，在作者看来，都有苦处。只有作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才得自由闲适。作者有些山水游记如《雨后游六桥记》、《满井游记》等，都是追求闲适的作品。

　　但袁氏兄弟的文章也不尽如此，例如中郎有《监司周公实政录序》、《送江陵薛侄入觐序》诸作，便是关心天下治乱、而且反对宦官专政的。

　　与公安派同时稍后的竟陵派，也是反对诗文拟古的。其主要人物有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因为他们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被称为竟陵派。他们的文学主张，大体同于公安派。

　　公安派和竟陵派的不同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振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气息不顺。他们对活跃的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所关注的是虚渺出世的“精神”。他们标榜“孤行”、“孤情”、“孤诣”(谭元春《诗归序》)，却又局促不安，无法达到陶渊明式的宁静淡远。这是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转向内倾的结果，由此造成他们诗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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