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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歌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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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正德间,土地高度集中,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等统治集团,穷奢极欲,搜括无度,广大人民破家失业,流浪四方,全国各地不断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时地方贵族藩王时起叛乱,外族侵犯频繁:明王朝的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明初制定并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这时日益成熟、定型;程、朱的理学教条,通过八股文考试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它们形成一种有力的精神上的连锁,牢固地束缚着文士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三杨的"台阁体"文风依然弥漫一时。这样在哲学思想上就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运动,在文学上出现了"前七子"复古运动。它们同时并起,显然要冲破程朱理学教条、八股文和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地位,使哲学思想和文学更有效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以李、何为最著名。
李梦阳(1472-1527)字献吉,甘肃庆阳人;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河南信阳人。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敢于和残暴贪婪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进行斗争的人物。李梦阳曾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龄,与尚书韩文密谋尽除刘瑾等八虎,先后两次下狱。何景明也曾因上书吏部尚书许进指控刘瑾而被罢官。在文学上,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一时起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使人知道,在"台阁体"和八股文之外,还有传统的、优秀的古代文学,提倡读古书,增长知识学问,开扩心胸眼界,对打击"台阁体""单缓冗沓,千篇一律"的文风,扫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一味以模拟剽窃为能,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后来何景明认为模拟古人"法同则语不必同",并批评李梦阳的诗说:"公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杌臼,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虽由此即曹刘,即阮陆,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也"(《大复集与李空同论诗书》)?李梦阳也表示悔悟说:"余之诗非真也,王子(淑武)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李梦阳诗集自序》)。可见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但他们毕竟是关心现实的,因此也写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李梦阳、何景明都写过《玄明宫行》诗,揭露刘瑾穷奢极欲的罪恶。又如李梦阳的《秋望》:
黄河水绕汉边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濠追野马,将军涛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道郭汾阳。
雄浑有气派,稍能摆脱模拟,直抒爱国感情。
嘉靖、万历间,外患更甚,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尖锐化,明王朝的统治日益腐败不堪。在文学上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一次发起复古运动,重复着"前七子"的错误道路。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历城(山东济南)人。王世贞(1528-1590),字元美,江苏太仓人。他们与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被称为"后七子"。李攀龙"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明史李攀龙传》)。他的诗文亦以模拟剽窃为能。诗如《古乐府》,篇篇模拟,句句模拟,恰如写字的"临摹帖"。但近体模拟盛唐,也还有一些可取的作品。如《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其二:
缥缈真探白帝宫,三峰此日为谁雄。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马长嘶汉苑风。地敞中原秋色尽,天开万里夕阳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尔深知造化功。
该诗意境开阔,写景抒情,豪放而含蓄,颇能表现新颖的面目。文则生吞活剥三代两汉,"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佶屈聱牙,不能卒读。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声势更大。"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等名目。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持论和李攀龙完全相同。他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游,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巴言》)。对于诗,也是愈古愈好、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他的诗,自《诗经》而下,至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李杜诗,无不模拟,连篇累牍,令人生厌。但他往往用古词、古调写时事,比李攀龙的作品略有活气。他的《乐府变》更学杜甫的"即事而命题"。如《钧州变》,揭露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有一定意义。不过他始终不忘模拟,大堆的陈词滥调,不免淹没了它们的现实内容。王世贞学问广博,著作甚富。"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四库提要》)。他的拟古主义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谢榛(1495-1575),字茂秦,山东临清人,是"后七子"的初期代表人物,后为李攀龙所排斥。他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在理论上,他似乎并不主张以拟古为目的,而是要通过拟古以自成一家。他所推崇和取法的是李杜等盛唐十四家。"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四溟诗话》)。他不主张盲目地拟古,而是要汲取盛唐诸家的创作经验来创造自己的诗,比之李、何是要高明一些的。但他忘记了"世",即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而只强调从格调声律上去揣摩盛唐诸家诗,不知它们也正是"世变"的产物,因而不免依然是一种拟古主义或形式主义的理论。宗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在"七子"中名不显。他的《报刘一丈书》,描摹无耻文人奔走"权者之门"的丑态,揭露大官僚、大宦官、大贵族等统治集团的横行霸道,淋漓尽致,有深刻现实意义,无心拟古,却传诵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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