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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科举与升迁制度简介

时间：2024-07-12 19:14:54 教育新闻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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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科举与升迁制度简介

作者:张钊　　

唐朝的科举与升迁制度简介

简介：主要以《新唐书》“选举”和“职官”两志为基础，介绍唐朝的科举和官员的品位、选用、考绩和升迁制度。结尾简略涉及几十年来官僚制度的失误，提出：“中国政治的前途不在于意识形态的讨论，而在于官僚制度的健全”。三年前我写过有关唐代科举制度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加进了官员的阶品，官员的选用，官员的考绩和升迁，以及对御史台功能的简略介绍，写成此篇。

几年前，我在写《我们需要一个健全的仕进制度》的时候，仅仅意识到仕进制度的不完善给政治带来的混乱，觉得要用制度杜绝侥幸小人占居重要岗位，危害国家、人民。今天，我感到，仕进制度是官僚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健康运行的官僚制度，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政治是人的政治，不是社会经济的体现。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说“人亡而政息”。为政不得人，是没有可能有成就的。所以，完善的官僚制度是政治的关键所在。

汉语的白话文化和汉字的简化割断了文化的发展，使学习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学、风俗等成了绝学。加上基础知识的缺乏和心理、思想的隔膜，几千年来形成的典章制度、政治系统对今天的大陆同胞如同上古的童话，遥远而陌生。我业余闲下来，努力把《新唐书》所记载的唐朝的科举制度董理出来，简化了介绍给大家，希望于建设中国未来的政治体系能有所裨益。鉴于我的能力、学识和材料的匮乏，其中讲不透彻乃至于理解错误，所在难免。抛砖引玉常常是句客气话，在我这里，是梦寐以求的希冀。

回顾一下历史

品德好、有才能的平民被推举、考核，授予官职，参与国家的行政是中国文官政治的特点。上古出名的尧帝年纪大了，一直没找到接班人，心中很忧虑。听说有个人叫做舜，爸爸待他不好，弟弟常欺负他，而他依然孝顺父亲，友爱弟弟。尧就把他叫来，委以重任，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来观察他在家和在外的为人与能力。舜赢得了尧的信任，把天下国家的政治接管起来。等到尧死了，舜就接替他作了帝。明末的王夫之甚至认为，上古的时候，置相就是立储：帝选拔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相，来辅佐政治，而这些相就是帝的继承人。后来，夏、商、周三代，贵族与平民作官掺半。到了战国的时候，各诸侯国争相网罗人材，养士、用士，蔚然成风。

汉朝以后，举荐和选拔贤能的人作官执政逐渐制度化。当时，地方向中央进贡，除去物产、珍宝，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人材，所以叫做贡举，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后代。地方推举出来的人，随着每年的进贡被送到京城，由皇帝和中央考核、录用。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始有了进士科的考试。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制度，把科举发展、完善，使它成了唐朝政治家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

宋神宗时，王安石认为唐朝用诗文考进士，引导天下学子看重辞藻声律，而忽略对道德和政治的学习。他自己把古典的经籍注释好了，发行到全国，要求今后考试都要以此为依据。从此，科举考试就主要考经义（对古典经文的理解与阐述），而不再考诗赋了。明朝以后，朱熹和他的门生考定、注释的“四书五经”渐渐成了权威，而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后来，随着唐宋古文在文学评价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逐渐形成了科举考试中论文的特别格式，这就是直到今天为人病诟的“八股文”。从隋朝大业年间开设进士科到清末光绪年间废除科举，一千多年间，科举考试缕经改革，为国家政治提供了无数人材。

唐朝的官学

唐宋以前的人大都相信《尚书》、《礼记》一类的书是古代圣贤所作。其中讲到为政，首要的就是要兴办学校，用以培养人材、移风易俗。《宋史选举志》记载：“既而，中书门下（宋朝宰相的官名）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渐进的道路）。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唐朝考进士的主要科目），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夏、商、周）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

所以，有远见的政治家每每执政伊始，就大力兴建学校。唐高祖一进长安，天下未定，就下诏设立学校，安排宗室子弟和其它青年上学。唐朝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官办的学校，用来劝导和奖掖青年人学习上进，谋求士宦。这些官办学校都归国子监（类同高教部）管，大约有这样几种：

一，国子学，学员规定为三百人，专门招收高干和京城干部的子孙；

二，太学，学员规定为五百人，招收中、高级干部的子孙和近亲；

三，四门学，学员规定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是普通干部的孩子，另外八百个名额是专留给老百姓中优秀青年的；

四，此外有专科的律学（法律）、书学（书法）和算学（计算）等，招收小官和平民子弟；

五，京都及各都督、都护府（类同今天的军区）、州（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县都分别设立学校，招收学生，人数不等。

六，中央政府中和太子宫中又设有弘文馆和崇文馆，各收学生三十名，都是皇亲国戚、宰相、一品大官和大功臣的子弟。

入学的年龄为十四到十九岁。

学生每十天有一天休假，放假前要有小考试，默写经文并背诵先儒对经典的解释，答对三分之二的，就算及格了，不及格的要受罚。每年放两个长假，五月间的叫做“田假”（农忙）；九月又有“授衣假”（换冬衣）。家住得远的，还特别加给路上往返的时间。年终要考一年的学业，口试一百条对经文的解释，答对百分之八十的得优，对百分之六十的得中，百分之五十以下得差。

上学不听话、旷课超过三十天、事假超过一百天、因父母生病请假超过两百天的，或者年终考试得过三次差、在学校羁留九年而学业无望的都要退学回家。而且，还要记录下来，送到相应的管理部门。大官的孩子们，送到兵部（专管武官的部门），看看能不能借上爸爸的光，当个武士。

教学内容和学制

唐朝官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和史书为主，根据他们的难度和份量的不同分成所谓“大经”、“中经”和“小经”。

《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和《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和《毂梁传》为小经。学业有“通二经”、“通三经”和“通五经”的分别。所谓通二经，要能学好一大、一小二经，或者两个中经；通三经的，要大、中、小各通一经；通五经的大经全通，还要中、小经各能一通。除此之外，所有的学生都要能兼通《孝经》和《论语》。

因为秦始皇把秦地的文字、方言强行定为官方语言，所以，大部分用齐、鲁方言写成的古典经文的阅读和理解都成了很大的问题。两汉以来，注解、诠释这些经典成了知识分子们最重要的功课，成就巨大，著述众多。唐朝的学生除去学习经典的正文，还要同时学习这些注释。

《孝经》、《论语》两经加起来，限期一年学完；《尚书》、《公羊传》、《毂梁传》分别为一年半；《易经》、《诗经》、《周礼》、《仪礼》各限两年；而《礼记》和《左传》可以长至三年。除去学这些经典，每天还要练写一篇字，学习时事政治的处理方法，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和《尔雅》等书。其它专科的教学内容和学制也类似，不过总的年头短一些。

《尚书》主要记载从尧、舜、禹到春秋以前的大事记和帝王、公候，贤良大臣门的命令、文件等，有中国最古之书的称号；汉朝以后，《易经》被看作阐述儒家哲学思想最重要的著作；《诗经》号称是孔子删定，通过它可以学习语言文字，还可以陶冶性情、考鉴周朝政治的得失；《周礼》、《仪礼》和《礼记》都是战国以后的学者们凭借着古史资料和自己的想象，整理出来的周朝的礼仪制度；《春秋》相传是孔子所作，记载了春秋时代的政治事件。但因其书文字简洁、难懂，所以，后来读《春秋》的人，都得参考注释书。西汉末年以后，《左传》被认为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写的，定为《春秋》最权威的注释著作，与《公羊传》和《毂梁传》并行（所谓“传”，是注释的意思，与今天“传记”的传不一样）；《论语》虽说是记载孔子言行的书，但在唐朝显然还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孝经》原来颇重要，后来被宋儒判为伪经，失去了经典的地位。

唐朝科举，还有一样教材，《新唐书选举志》没有提及，就是梁朝的昭明太子编的《文选》，选了很多古时候优秀的诗文。而唐朝考诗、赋，全要参照《文选》。杜甫曾说“《文选》烂，秀才半”。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对进士深恶痛绝，声称“家不置《文选》”，以示不肖于作进士。

报考的资格和程序

今天把人民分成工、农、商、学、兵和知识分子，数十年来，工、农、兵社会地位最高。古代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兵是为国家服役，兵役期满，就回家种地了，不构成一个阶层，也没有特别的权力和利益。学生也是类似。那时候，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其社会地位，士最高，因为都是作官的；农民的利益最受重视，名誉最好；工、商两个阶层最没有社会地位，而以商人为尤。

除此之外，还有吏（衙门里的办事员、警察、执行刑罚的人等）、和尚、道士，加上犯过罪被流放的人（按照中国古代的法律，没有剥夺人身自由的惩罚，监牢里关的全是等待审判和执行的人。惩罚大致罚款、肉刑和流放等等）。在这些人中，只有士与农的子弟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其它阶层的人都不许做官。另外，品行不好、臭名昭著的；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的人的直系亲属也都不能入仕。在农业社会，农民当然是绝大多数，而其它类人，常被视为社会的边缘现象。

每年深冬，中央及各州、县的官办学校要把学员挑出来，进行初步考试，把优秀的推举到尚书省（类似国务院）应考。不从这些官办学校毕业出来的人，叫做乡贡。先由邻里、乡亲保举、推荐，地方长官验证后，也一起送到尚书省。地方保举不当，不仅被错举的人不能予试，就连他的所有同乡都要受到牵连，被剥夺考试的资格。到了省里，要把名字、年龄、地址、籍贯等重要数据写在牒子（个人履历）上，由户部（管理户口的部门）核查过了，印证了推举人的推举，交给吏部（人事部门）的考功员外郎（专门考核下级官员的功过劳苦，以定其升迁的），进行考试。

考试的科目和评卷标准

科举本来是分科考试选举的意思，后来到宋神宗以后，经王安石倡议，才渐渐归一了。唐朝科举考试，学生按所选专业特长不同，分科报考，分为秀才、明经、开元礼、三传、史科、进士、童子科和明法、算学、书学等类。

考试方法有帖经，就是默写经文；大义，就是背诵或默写先儒对经典的注释；策，是依据经典或考量时政，对具体问题提出解答；论，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以及诗、杂文、赋等。十岁以下应考的称为童子科，只考朗诵。

秀才考五道方略对策，按照文字通顺与否和道理讲得好坏评分。行文通顺，道理透彻的为上上第，其次为上中、上下和中上第，这四等为及格，其它为不及格。明经先要默写经文，然后背诵经典注释，再回答时事政治三道题，也是头四等为及格。考历史的叫史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口试对文辞的注释一百条，然后问对策三条。口试对百分之七十，对策答好两条的就算及格了。十岁以下的孩子应童子科，以朗诵为主，考一部经典，再加上《孝经》和《论语》。

唐朝初年，秀才科等级最高。贞观年间，有一个州被推举应考秀才科的，没有一人及格，太宗大怒，处罚了州长，并废除了秀才科的考试。后来时有时无，到了玄宗天宝年以后，就名存实亡了。从此，知识分子仕进，就以进士与明经两科为主，而最看重进士。进士考试的科目、方法缕有更改：开始是先考五道对策，然后默写大经一种。经和策全通，为甲第；对策答好四道，默写经文对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为乙第。继而要求进士先写两篇杂文，文辞通顺、熟悉格律，才考对策。到玄宗天宝年间，要求进士先考经文，然后做诗、文和赋，全通过了，再考五道对策，对策全好，才算是及格。后来时而要考官书文章、时而要考经文、经义，最后定为：第一场考诗和赋；第二场考论议；第三场考对策；第四场考经文。后世批评唐朝以诗取士，就是这里来的。

学历与资格

唐朝官员的等级叫做品位，共有九品，称为“流内”。

在这九品之下，还有所谓的“流外官”，主要是所谓的“吏”，既办事员。一到三品中又分“正”、“从”，“正”在“从”之上。四品到九品，除去分“正”、“从”，还各分“上”、“下”，如五品中就有四阶，分别为“正五品上”、“正五品下”、“从五品上”和“从五品下”。总计起来，共为三十阶，用来区分贵贱、高下、轻重和优劣。

文武行政官员称为职事官，皇亲国戚和立了大（军）功的有爵位和勋、封。所有这些官员都有相应的品位，这个品位或称“本位”、或称“散位”，标志着学历与资格。散位中最高的是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最下一等是从九品下的“将仕郎”，共二十九阶（没有正一品）。职事官中最高的是正一品的“三师”和“三公”，最下一等是从九品下的“内侍省主事”等，共三十阶。三品以上，称“清望官”，四品以下，但职守重要的，称“清官”。勋官最高的是正二品的“上柱国”，最下一等是从七品上的“武骑尉”，共十二阶。爵位有九等，分别为“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候”、“县伯”、“县子”和“县男”，从正一品至从五品。

科举考试及格登第，是获得了品位的一个途径。随着所考的科目难易及成绩优劣不同，所获得的品位也不同。秀才上上第为正八品上，明经上上第为从八品下，而进士考试获甲等的，为从九品上，以下类推。考书学和算学的，则在九品之下。

考核、选拔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担任行政职务称为“选”。参选要有学历和资格。学历，就是科举的结果。资格包括“出身”、“门荫”、“前资”和“流外入流内”。

所谓“出身”，主要指有爵位的人。嗣王、郡王的出身为从四品下，以下至公、候、伯、子、男依次类推。五品以上的大官们的孩子有“门荫”，就是乘爸爸这棵大树的荫凉，借光作官的意思。一品官的孩子，得正七品上的荫，从五品官的孩子得从八品下的荫。但这个荫凉不是家中所有的孩子都能乘得到的：皇帝、皇后的直系亲属，一家荫两个孩子；一、二、三品官家，只能在指定的两个孩子中荫一个；而五品官家，只能荫及一人，而这个人还必须是上边指定好的。既没有爵位，又没有功勋，又没有作大官的爸爸，要参选作官，就得走第三条路：科举。科举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仕进之门。

作过官，经过考绩，予以升迁，升迁所达的阶品称为“前资”。“流外入流”指的是九品以下的流外官也可以通过勤奋和功劳进入九品。其程序与前资类似。“吏”可以入流，办事员可以变成行政长官，唐朝的这条仕进道路曾经被很多人批评，认为这些人没有读过圣贤书，为人和品质不高，不应该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所以，宋朝以后，“吏”就完全被屏置在领导干部队伍之外了。

授予职事官必须依照散位。原则上讲，散位六品的，只能授予六品的职事官。假如职事官阶高过散位，叫做“守”，或者“兼”；假如职事官阶低于散位，则叫“行”。

靠勋官、门荫和流外入流进入仕途的人，不能作清资官，不授予三品以上官。

官员的选用

选人授官，在唐朝是很严重的事情。每年五月，中央向各衙门颁发空缺出的名额和选官的条件。而应选的人要把籍贯，父亲、祖父的官职，近亲的姓名、籍贯，自己的履历和身体健康情况，历年考核的结果，有没有受过行政和刑事处罚等，附上申请，一并通过本单位或原单位，上交到吏部。还要有京官担保。父亲当警察、监狱看守、皂吏的，经营工商的，冒名顶替的，都不许参选。有揭发假冒的，授官时从优。选考的当天，考场周围，戒备森严，不许闲杂人出入。

选人作官，有四个标准：一是“身”，看人的体格相貌；二是“言”，听人的语言对答；三是“书”，看人字写得如何；四是“判”，看人文章是否通顺。四个标准都符合，要先看德行，德行相同，则看才能，才能相同，则看功劳。“书”和“判”是笔试，“身”与“言”为口试。口试又叫做“铨”。因为“铨”分别由吏部尚书和两位侍郎主持，分为“尚书铨”、“中铨”和“东铨”，所以又称“三铨”。选完还有空缺名额，落选的人考三篇文章，叫做“宏辞”，考处理三件公务，叫做“拔萃”。

六品以下，由吏部按照资格和空缺，拟定官职，上报宰相。再经由宰相反复核查后，请示皇帝，下旨授官。五品以上，则不由吏部拟官，而要直接上报宰相，由他们考量拟定。

授五品以上的官，为了郑重其事，皇帝使用特别的委任状，叫做“制”和“敕”。三品以上，则更加隆重。皇帝亲临，宰相为辅，到太庙举行授官仪式，委任状是刻在竹子上的“册”，所以叫做“临轩册授”。

唐朝入仕作官，有三个大门坎儿。一是要入流，流内为官，流外为吏；二是要进五品；三是要进三品。六品以下的散位都叫“郎”，所以，又称为“郎官”。原则上讲，作官谨慎无误，没有超人的政绩，正六品就算是到头儿了。五品以上为“大夫”。五品以上的官，没有在外作过州、县官的人和很多其它的人，根本就不许作。又有严格的人数限制，而且，要出类拔萃，考核优异，皇帝特别恩眷、器重，才能授予。至于三品以上的官，因为地位高，声望远，不轻易授人。除了宰相和各部门长官以外，剩下的差不多都是名誉官，而没有实权，常常授给历朝元老，以示恩宠。

七十岁以上，或者衰老、有慢性病，不能胜任公务的，允许退休。在唐朝，退休叫做“致仕”。五品以上官致仕之后，拿一半俸禄。唐朝官员的履历常常开始于“某年进士”，终于“以某官致仕”。

官员的考绩

作官每年都要考绩，每个官至少要经历四次考绩。由尚书省（国务院）吏部（人事部）主持。

凡应考的官员，由秘书写出当年的功过、品德，本单位长官对众宣读，大家评议优劣，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和“下下”九等，核实过，送到吏部以备升迁。

考核的方法有所谓的“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用来考查为官的一般行为，有“德义有闻”，即德高望重：“清慎明著”，即清廉、谨慎：“公平可称”，即断事公平：“各勤匪懈”，即勤劳不懈。二十七最是按照不同的专业分工，分别选出实际工作中最优秀的。比如，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军之最等等。

有一最、四善以上的为上上；有一最、三善的为上中；有一最、二善的为上下；没有最、而有二善的为中上；没有最，而仅有一善的为中中。工作能够敷衍了事，即没有最，也没有善的，为中下；凭着自己的爱憎好恶，处理问题不合法律、情理的，为下上；因私废公，业务怠懈的为下中；奸诈，贪婪、品行恶劣的，为下下。

考绩中得了上下的，进升二阶；中上，进升一阶；中中，不升不降；中下以下，每等降一阶；考绩得了下下的，则立即解除官职。连考四次都得中中的，没有功劳，却有苦劳，也进一阶。凡考绩得上中以上的，或者历年考绩累计达到五品以上的，单列出来，上报宰相，另行处理。

唐朝以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的长官为宰相，帮助皇帝，协理天下。中书省主管皇帝下达的各种命令和颁布国家的法律、政策。其长官为中书令，正三品；门下省主管处理文武官员及百姓官上达天听的文书，同时，规谏皇帝，预备顾问。其长官为侍中，也是正三品；尚书省则总领百官，是行政的枢纽。其长官本来是尚书令，正二品。但因太宗曾经作过尚书令，以后的臣子，都不敢作这个官，所以，尚书省的实际长官是尚书令的两个副手，从二品的尚书左、右仆射。所有天下大事，三省长官共同参议。

勋官的授予

南北朝时，征战不已，立了军功，授予官衔，这是唐朝勋官的来源。在唐朝，凡有军功的，授以勋官。勋官最高一阶称为“上柱国”，正二品，需要经“十二转”才能达到。《木兰辞》里“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的“十二转”就是说：花木兰立了最大的军功。最低一阶为“武骑尉”，等于从七品，只需一转。“转”是授予勋官时用来衡量功绩的单位。

凡以军功授勋的，战场上或战后由随军的书记员记录战前的情况，战争的过程和胜负的结果，同时要记录每个官、兵杀死或俘虏敌人的数字，上报到尚书省吏部。吏部的司勋郎中反复审查，验证为实，然后拟定官阶，奏上皇帝，等待授官。

以战前的条件分：以少击多为“上阵”；兵数（包括战士人数和装备）相当为“中阵”，以多击少为“下阵”安战争的结果分：杀死或俘虏敌人的百分之四十，为“上获”；杀死或俘虏敌人的百分之二十，为“中获”；杀死或俘虏敌人的百分之十，为“下获”。

按照战前的条件和战争的结果，综合起来，拟定“转”数。上阵、上获为五转；上阵、中获为四转；上阵下获为三转，以下递减类推。

勋官没有职务，不管事，仅仅加官而已。勋官要入仕参政，则依照门资、出身的规定。

御史台的功能

唐朝的司法部门，大约有三个。一是尚书省的刑部，二是御史台，三是大理寺。三个部门的业务，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之所以类似的事务分由三个部门管理，有其历史的原因。其中，大理寺历史最久，前身是秦朝专掌刑罚的庭尉；御史之官，先秦就有，但不掌司法。秦汉以后，才有了专司纠察的御史；刑部的历史也可以上溯到西汉。成帝设三公曹，东汉有贼曹，是后来尚书省吏部的前身。在唐朝这三个部门大致的分工为，刑部主管法律文件；大理寺主管刑事犯罪；而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新唐书百官志三》），勉强可以比附“廉政公暑”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太宗吸取六朝阀阅的教训，重新重用御史台，把御史中丞提升为御史大夫，正三品，另置两名正四品下的御史中丞。御史台官员的选用和授予都很严重，但作过御史的人，此后的仕途，常常不很平坦，因为得罪人太多。

现代对错误和犯罪的处理，分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种。行政处罚主要是降级、减工资和罢免。唐朝对官员行政错误的处罚，没有严格地与刑事处罚分开。唐朝的行政管理法叫做“格”，触犯了“格”的官员的审问、定罪和处罚，与刑事犯罪一起，都在“律”中予以规定。唐律中专门有“职制”一栏，就是针对官员的。其中共有五十九条，每条针对一类错误，下边另有细致的分别。唐朝的刑法延承古制，有所谓的“五刑”，即，打竹板、打木杖、强劳、流放和死刑。

官员有行政误失，可以告发到御史台，御史也会自行监督、察访。一旦暴露出来，御史台上奏，并提出弹劾的建议。同时，依照律法，定罪惩罚。比如，为官本来没有政绩，而暗示下级歌颂自己，树碑立传的，要强劳一年。若指使人向上级虚报自己的功劳，要杖一百。虚报的人以协从论罪。又如，向主管部门为亲友求方便的，打五十板。主管部门答应了请求的，与此同罪。如果，受了人的财物，而答应了人的请求，则罪加二等。如果，非法的请求已经付诸施行了，则要加重刑罚，杖一百。

结束语

最近五十年来大陆的政治动荡，都有人事斗争的背景。这是半个世纪中国发展停滞不前，落后于诸多战后与中国条件类似的国家的两个根本原因之一。人事斗争的根源在于仕进制度的不完善。追究起来，主要有三个大错误：第一是选官没有一定标准，第二是作官没有定期考核，第三是升迁没有明确标准。

选官有人品与才能两个方面的考量。汉、魏以下，地方和中央官员按照颁布的标准，推举、选拔德、才兼优的人，进贡给政府，以资录用。隋、唐以来，以科举选仕。现代西方国家的官员有政治家与行政官员两类，而行政官员不主持立法和政策的发布。政治家通过民主选举，德、才并重；行政官则安分工不同，以专业、学历取用。这些，都是成功的选官制度。“解放”后，这些都废置不用，选官既没有最低的标准，更没有制度化的、对人品和能力考查。所以，既不能保证官员廉洁，也不能保证官员称职。

自古以来，作官必经考核，晋升必有途径。先秦有所谓“三考三黜陟”。汉、魏以来，都有明确的标准和程序，对官员定期考绩，以为进退、升迁的依据。另设御史，主管按察、弹劾。西方的政治家，每若干年重选，而行政官员有制度化的考核、升迁途径。大陆的官员没有定期的考绩，进退全由上级决定。所以，奖惩无依据，升迁不公平。“政治运动”来了，失宠的官员受打击，丢官丢位，甚至家破人亡，还被诬陷栽赃，声名扫地。这样的系统，培养人阿谀上司，排挤同事的坏本领。

今天的人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家都是“上边”选定的，这是误解。隋、唐以来，科举考试有专门的部门、专职的官员管。宋朝初年，因为主持贡举的官员涉嫌优惠自己的同乡，太祖把落第的考生们叫回来，再次出题考试，开了殿试的先例。后来，富弼上疏说：“历代取士，悉委有司（专门主管部门），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试，何足取哉？”他的意思是说，武则天为了收买人心，恐怕主考部门定的标准太高，而破格亲自考试提拔，是不足效法的。真宗听了虽然不大高兴，还是下诏停止殿试。唐朝科举考诗、赋，宋人总觉得不妥当，但因为诗歌格律上错误明显，评判客观，拖了好多年都没改。所有这些都说明，正常的仕进，不是“上边”随心所欲定人作官，而是有专人、专职管理，依照专门的评判标准选择人材，是专家治举，是个很客观的过程。

另外，以党政代替行政，以军功代替能力，立功即得官管事。更有甚者，动辄颁发“文件”，架空法律；设立名目繁多的“委员会”，随时随处，随心所欲，置官置职，致使官员冗杂，职无常守。官员冗杂，则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职无常守则行政运行没有轨道，日常事务没人负责。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制》总结唐朝官制时有这样的批评：“……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为万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由其时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精确地说出了成功与失败的官制演变的教训。中国政治的前途不在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而在于官僚制度的健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一稿

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定稿于Eppstein Germany

参考书目：

《四书五经》宋元人注北京古籍出版社

《史记》（汉）司马迁撰中华文化网电子版

《唐律疏议》（唐）长孙无忌等撰中华文化网电子版

《通典》（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

《唐会要》（宋）王缚撰中华文化网电子版

《旧唐书》（后晋）刘岣等撰中华书局

《新唐书》（宋）宋祁欧阳修撰中华书局

《宋史》（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

《明夷待访录》（明）黄宗曦中华文化网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