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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塔》备课资料：藏经洞的发现
斯坦因
王道士和他的藏经洞
3月份我曾匆匆造访千佛洞，这里有关佛教艺术的丰富资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我更大的目的却不全在于此。
扎希德伯克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土耳其（Turki）商人，他当时被从新疆驱逐到了敦煌地区，成为当地一小群穆斯林商人的头目。我正是从扎希德伯克那里获悉藏经洞里偶尔发现了大批古代写卷的消息的。这批无价之宝据称当时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扎希德伯克宣称这批写卷中还有不是用汉文书写的材料，这更激起了我想探个究竟的欲望。经过蒋师爷一连串急切的追问，证实这个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于是我俩作了周密审慎的计划，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去获取这批写卷。
我刚到时，王道士正好同他的两个助手外出化缘去了。如果这时候将我们的计划付诸实施显然是不明智的。幸好留下来看守的那个年轻的唐古忒和尚知道一些情况，蒋师爷没费多大劲就从他嘴里套出了一些有用的内情。据他讲，藏经发现于一个大型的洞窟里。这个洞窟靠近北组（主组）洞窟的最北端，外部建筑粉刷一新，显然是王道士新近主持对它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缮。他来这里已差不多有7年之久了。通向洞窟的入口已被崩落的岩体和流沙所挡住，这与靠南一些的山脚崖面上的洞窟的情形是一样的。当年在对洞窟和窟前地面（现在已为殿堂所占）进行整修时，工匠在连接两个洞室的走廊壁面上发现了一条裂痕，（挑开裂缝）便从这墙上墙之后发现了一个凿在岩石里的密室。
据称打开密室时，里面塞满了用汉文书写的、但是读不通的大量经卷，其数量之多，据说可以装满几辆马车。石室发现经卷的消息传到了距敦煌很远的兰州，当地长官曾命令送些样本去。最终，甘肃省府下了一道命令，命令所有写卷就地封存。所以，这批不曾被读懂的藏经重又被封存在发现它们的石室里，由王道士负责妥善保管。
由于王道士不在，我们无从得到更多的关于藏经洞的情况。但我还是抽出时间对藏经洞所在的地点作了观察。年轻和尚的师傅是一个西藏来的和尚，当时也出去化缘了。后者的临时住处是一间破旧的小屋，本是供前来敦煌朝圣者们居住的地方。他曾借得一个卷子，放在他的陋室里，以添得些风光。蒋师爷说服这个年轻和尚将他师傅处的那个卷子拿来看看。这是一个保存很好的卷本，直径约10英寸，展开来的长度足有15码。卷纸是淡黄色的，看上去很新，也很坚韧。由于这里气候干燥，经卷又是被精心封存在密室里，所以很难从纸的外观来判断它的年代，不过，从那细密的纸纹和磨得溜光的纸面还是可以看出它的年代是相当久远的。
这个卷子字迹清晰，书法秀美，这是我和蒋师爷共同的印象。卷子上的文字确确实实是汉文，尽管蒋师爷很有学识，他也不得不坦率地承认，乍一看，连他也断不清句子。但不久我就弄明白了怎么回事，从蒋师爷不断地读到"菩萨"和"波罗蜜"这一类的固定术语，我判断出它就是中国佛界所熟知的、由梵文转译过来的《菩萨经》（？）和《波罗蜜经》。由于佛教经文的字面意思是如此的晦涩难懂，毫无疑问，包括蒋师爷在内，此前从没有人认出展现在面前的卷子就是一部佛经。对这个卷子作了初步鉴定以后，可以认定密室所藏写卷主要的应该是佛经。宋代（公元960年立国）活字印刷术出现以后，中国的书多装订成册，就像今天所见的书一样。这份经书是写在一个长长的卷子上，而不是被装订成册，这就说明它的时代应该是很久远的。
有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着去被发现的念头，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我重返千佛洞。但等到真的回到这里时，我不得不开始为我的计划担心起来，因为我从当地得到可靠的消息，保护着这批珍宝的王道士是一个恪尽职守、非常用心的人。藏经洞所在的那个寺宇看上去有些破旧，但它仍是当地人朝拜的一个圣地，容不得有任何的粗鲁举动，这也使我的考古工作受到影响。精明能干的蒋师爷收集到了有关看守藏经们的和尚的性格和举止的情况，这更使我感到有必要在开始时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蒋师爷设法说服王道士等待我的到来，而不是在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一结束就开始去募集修庙的资财。值得称幸的是，由于敦煌副县长汪大老爷对我所进行的考古工作感兴趣，我逐渐博得了敦煌当地人的好感，我可以利用我学者的身份，使当地人对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5月21日，我重返敦煌石窟，准备将我早已拟好的计划付诸实施。让我感到满意的是，除了王道士、他的两个助手以及一个身份卑贱的西藏喇嘛（他不懂汉文，所以对我的计划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以外，整个遗址别无他人，一片荒凉，仿佛是一个被人们忘却了的地方。王道士等候在那里欢迎我的到来，在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为了避免与他呆在一起的时间过长，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对几个主要的洞窟进行考察，并对一些较为重要的壁画进行拍照，以此来掩饰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当我来到最北端的洞窟时，我瞟了一眼藏经洞的入口，那里就是发现大批藏经的地方，经卷至今还封存在里面。藏经洞正好位于王道士改造的那个洞窟的旁边。藏经洞密室的入口比走廊的地面要高出5英尺，让我感到一丝不安的是，我发现窄小的密室入口已被砖墙堵住，仿佛就是为了故意与我为难似的。这不禁使我想起了Jesalmir的和尚们将古代的贝叶经书藏在庙宇里，不让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事情来。
我第一步主要目标是想看一下全部经卷的原始堆积、存放的情况。王道士住在另一个稍加整修过的洞窟里，为了设法让他同意我们的请求，我特地派蒋师爷到他的住处同他进行交涉。尽管蒋师爷费尽心机，谈判的进展还是非常缓慢。在我们答应给王道士修缮庙宇进行捐助以后，他终于说出封堵密室入口的目的本是为了防范那些香客们的好奇心。最近几年，每到朝拜的时候，前来朝拜的香客往往数以千计，把整个遗址挤得水泄不通。但是，由于对我们心存疑忌，他始终不答应让我们看一下全部经卷保存状况的请求。他唯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许多限制条件。蒋师爷急于想替我要到其中的一两份卷子，结果使得王道士很是心烦，我们的全盘计划一下子面临告吹的危险。
但谈判还是有一些收获的。我们在敦煌听说的一些情况，从谈判过程中得到了肯定。当密室发现经卷的消息由肃州道台呈报甘肃省府时，省府衙门曾命令送一部分卷子去省府，后来又下令妥善保管所有卷子。蒋师爷怕王道士终止谈判的忧虑，被王道士流露出来的对官府上述做法不满的口气打消了。据王道士讲，他确曾向兰州省府衙门送去一批佛经，但官府对此不感兴趣。官府甚至没有对这批卷子如何处置作出仟何安排，也没有对他辛辛苦苦修缮庙宇而发现这批经卷的功劳进行褒奖，这使王道士感到有点愤愤不平，他对我们毫不掩饰自己当时的感受。当时官府甚至下了一纸粗暴的命令，要将这批经卷装满7辆马车运走，后来由于运费不够、又嫌保管麻烦而作罢，于是又将这批经卷原封不动地交付给王道士，令他就地保管。
蒋师爷的报告使我感觉到，王道士的古怪性格将是我实现计划的最大障碍。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感情，或使他担心众怒难犯，或二者兼备。我觉得最好是先了解一下王道士的为人。于是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我郑重地登门拜访王道士，请求他让我们参观一下他所修复的庙宇。自从他8年前来到敦煌，这便成了他的主要任务和精神支柱。所以，我的请求被王道士欣然接受。
他领着我们走过洞窟的前廊和高大的砖木结构殿堂，这里的建筑雕梁画栋、溢彩流光，我用预先想好的词语对它们进行恭维。当我们穿过藏经洞前的过道时，我实在忍不住藏经洞的诱惑，它就位于右侧最外面的位置，入口被一堵粗陋的砖墙挡住，。我没有直接去问我们虔诚的向导藏经洞里有些什么，而是投其所好去询问他是如何整修这个洞窟的，他曾虔诚地干着这项工作，我想这样做更能博得他的好感。这洞窟中，有一个约 56英尺 X 46英尺的马蹄形坛座，坛座很旧，但已经重新粉饰，上面排列着一群新做成的泥像，都跟真人差不多大小，依我看它们比起这些洞窟中其他的塑像要笨拙逊色许多。
这个洞窟里的壁画相对而言则要优美得多，而且大多保存较好。墙壁上所绘的主要是大方格里的坐佛形象，窟顶则是模印花样。虽然这里的壁画比不上其他大型洞窟的精美，但也足以使里面的塑像和其他后期修复增补的东西显得粗俗而逊色许多。不过王道士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这个洞窟的修复工作和地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仍是可以称得上是费尽心机的。
大约8年前，他从陕西只身来到这里，举目无亲。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当时，坍塌的物什堆满了地面，几乎堵住了通往洞窟的通道。其余的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流沙，洞窟也被流沙覆盖了相当的一部分。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土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一想起这些，我心中不禁有一丝感动。在这座大殿的旁边，还有几层砖木结构的殿堂建筑，向上一直攀升到崖顶的位置。后来他还曾非常自豪地向蒋师爷展示过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些与蒋师爷在敦煌打听到的情况是完全相符的。
王道士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无知很快就彼落师爷摸清了底细。我与一些有学识的中国官员交往时，往往能博得他们的支持和好感，但对王道士而言，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给他谈论考古学的价值、去给他谈论利用第一手的材料进行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意义等。但有一点却是值得与他进行探讨的，那就是玄奘。在中国，只要一谈起玄奘，对方无论是学者还是白丁，我总是能与他谈得很是投机。这位古怪的王道士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他使人不得不联想到中国古代的那位克服千难万苦赴印度取经的朝圣者，王道士头脑简单，信仰却很执著甚而至于有点迷信。唐玄奘一直被我当做我的中国保护神，王道士显然也喜欢听我谈论他。
于是，在周围满是佛教神像的氛围里，我开始向王道士谈起我对玄奘的崇拜：我是如何地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的，我是如何去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的，等等。尽管我的汉语很差，但这是一个我所熟悉的演讲题材，而且一旁往往还有蒋师爷适时的补充，所以我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他从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地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有了这么一个共同点，我对自己的计划就更有信心了。他带着我们走到大殿前面的凉廊上，向我们炫耀那些描绘玄奘西行景色的壁画，这些画像都是他请一个当地的画工画到墙上的。壁画上描绘的奇异的传说，正好是那些把唐僧神化了的内容。尽管这些故事都不曾见于《大唐西域记》，我还是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导游"口若悬河地谈论墙上方格里所绘的神话故事。
其中有一幅画面的寓意很是深刻，我费了很大工夫才看明白。画面所描述的情形与我当时的处境正相类似。画面上，玄奘站在一处急流前，旁边是他的忠实的坐骑，满载着经卷。一只巨大的乌龟正向地游过来，准备驮他渡过这一"劫"。显然这里所描绘的正是这位朝圣者满载着20捆佛经准备从印度返回中国时的情形。摆在他前面的困难将是需要跨越干山万水。这些都在他的游记中作过描绘。不知道我身边的王道士是否能够理解这画中的情节，让我把这些古代经卷重又取回印度，这批经卷正由命运之神交付给他保管着。
藏经洞的发现
上一节结尾我曾强调，如果当时马上就要求进入藏经洞显然是不太妥当的。所以我留下蒋师爷向王道士催要他曾许诺给我们的卷子。但他这时候又开始胆怯和犹豫起来，对蒋师爷的催讨只是虚与委蛇。我开始担心了。到了深夜，蒋师爷悄悄地、却又不无得意地抱着一小束经卷来见我。这是王道士许诺给我们的第一批卷子，他刚刚将这批卷子送给蒋师爷，是偷偷地藏在他黑色外袍里带过去的。这些写卷同我们3月份在那个年轻和尚那里见到的卷子一样，看上去都是古色古香的，上面的内容很可能是佛经。蒋师爷是个肯钻研学问的人，他请求给他点时间琢磨一下上面的文字内容。
第二天一早，蒋师爷面带着一股兴奋和胜利的神情过来告诉我，这些经卷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在经卷边页上竟还有玄奘的名字，令他惊叹不已。显然这些经卷是玄奘早年翻译出来的。当我在蒋师爷的陪同下同王道士进行交涉的时候，我觉得好运似乎正在垂临我。蒋师爷一反通常遇事迟疑不决的常态，以一种半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我--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这些经卷居然与玄奘有关，王道士对此似乎一无所知。而蒋师爷则立刻意识到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利用我的保护神玄奘来影响心中尚存猜忌的王道士。于是，他马上过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王道士，声称这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在催促他向我们展示密室里的藏经。不久蒋师爷就回来了，称这一招发挥了作用。几个小时以后，当他再回到密室门口时，发现王道士已经拆除堵在密室入口的砖墙，蒋师爷还站在入口处膘了一眼密室里一直堆到洞顶的经卷。
整个一上午，我都有意地避开王道士的住处和藏经洞，但当我获悉密室门已打开时，我便再也按捺不住了。记得那是很热的一天，外面空无一人，我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来到藏经洞前。在那里我见到了王道士，他显然还有点紧张和不安。在神灵的启示下，他才鼓起勇气打开了位于通道北面墙上的密室门。借着道上摇曳不定的灯光，我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
在这阴暗的密室显然无法对这些写卷进行检阅，而要弄清其全部内容显然也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我没有马上建议将所有经卷从密室里搬到殿堂里以便阅读翻检，我担心这样做会于事无益，甚至于有点鲁莽，因为王道士仍在担心他从施主们那里辛辛苦苦换来的好名声会受到玷污，他害怕对他不利的流言蜚语在敦煌地区流传开来。尽管当时那里是朝圣活动的淡季，但谁也保不准什么时候会有一个香客突如其来地造访千佛洞，如果让香客在这个圣地吃上闭门羹，对王道士而言将是大大的不利。当时我们所奢望的是王道士能不时地捎出一两份卷子，让我们在狭窄阴暗的殿堂里匆匆浏览一下。好在大殿的两侧居然还各有一间耳房，开有门户，窗户用纸糊着。房子的状况出人意料的好，所以我们暂时就把一间耳房当成了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这里可以避开不速香客好奇的眼光，他们总是很虔诚地来到那高大而笨拙的塑像眼前来磕头、击钟和烧香。
我匆匆浏览了一下藏经的内容，不过，在介绍藏经的内容之前，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藏经洞本身的情况，以及有关密室封存年代的蛛丝马迹。据王道士所讲，8年前他来到千佛洞时，藏经洞前的通道已被流沙所覆盖。从其地势及附近洞窟的情况来判断，当时洞窟前崩塌下来的山石和吹落的流沙堆积足有9－10英尺厚。由于人手有限，清理工作进展很慢，前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把长度超过24英尺的通道里的沙石清理干净。完成了这一步工作以后，王道士便着手在洞窟里树立新的塑像。就在立塑像的过程中，工匠们在通道入口右侧的壁画上发现了一处裂痕，壁画下面不是岩体，而是一堵砖墙。打开这墙砖墙，便发现了藏经洞及堆积在里面的藏经。
当他们怀着挖宝的心情在洞窟里四处寻觅时，曾发现一块精致的黑色大理石碑，嵌在密室西墙上，约有3英尺见方，上面刻着一篇很长而且字迹工整的汉文碑铭。后来王道士嫌它碍事，将它挪到了通道的南墙边（左边）。这块碑文，沙畹曾作释读并有详论，我这里再补充一点。当时据蒋师爷对碑文的诵读，刻碑年代当在公元851年。这表明，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当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
除了经卷所载纪年以外，最有断代价值的材料非通道里的壁画莫属。王道士清楚地记得，密室入口墙面上的壁画（已被破坏掉）与入口周围的壁画是相同的，其内容为菩萨捧物出行图，菩萨形象优美，大小跟真人差不多，幸好王道士满腔的修缮热情还没有伤及到这些壁画。这种风格的壁画在其他洞窟屡屡见到，Ch.vii和Ch.ix窟通道壁面上的壁画就是如此，而且保存完好。这些壁画的时代竟然能晚到宋代以后，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保留在这里的古代壁画是后来的画匠们创作的蓝本和灵感的源泉。从唐代到元朝之间的几个世纪里，这里的修缮活动一直不曾停止过，所以仅仅从壁画的风格来进行断代是靠不住的。
有一丝迹象让我们感到鼓舞，这批写卷中，除了汉译的佛经故事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有重要价值的写本。唐、元时期及其以前，甘肃西部边远地区曾是很多民族和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佛教则在他们之中广为流传。这批材料的历史背景是如此复杂，要想对如此浩繁的写卷进行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将是一件耗时久远的大工程。我在语言学方面的不足，使我不可能在匆忙之中从卷帙浩繁的汉文写卷中将那些最有价值的卷子全部挑选出来，甚至不可能将混在其中的非汉文卷子-一分拣出来。但最令我担心的还是王道士胆小怕事、犹豫不决的性格，保不准什么时候他会警觉和猜忌起来，在我还没来得及卷走所有珍藏之前，突然关闭这个密室。我一面竭尽所能地赶工作进度，一面还得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来，以免让王道士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
尽管是经过了王道士的手将这些写卷"发掘"出来，这仍然是一件极有意思而又令人着迷的事。我将在以下的章节中对清理出来的一份份写卷和其他文物作分门别类的介绍。王道士抱给我们的第一捆写卷中包括几个显然是佛经的厚重的卷子，厚度（直径？）从9.5英寸到10.5英寸不等，它们在藏经洞安然保存至今。虽然它们经历了很长的岁月，绝大部分卷子却都保存较好。这些卷子纸面光追平整而发黄，纸纹密致，纸张结实耐用。一卷一卷的像欧洲的草纸文书一样卷起来，中间有细小的卷轴。卷轴两端有时还雕刻、镶嵌有把手。卷轴的长度在15－20英寸之间，展开的幅宽报大。可以看得出它们是久经翻阅、摩拳过的。可能卷子的外面还有袋子和捆扎的绸带，但大多都已经烂掉了。
只要袋子还保存着，蒋师爷就能很容易地读出该卷佛经的篇名、册数和卷号。佛经的内容我无从知晓。我曾担心这些经书的内容都是重复的--现代的佛经往往如此，最初搬来的几卷佛经篇名都互不相同，这使我的这一担心涣然冰释。开始时我曾让蒋师爷对这些经卷列一个粗略的目录，但王道士的勇气与日俱增，他开始一捆一捆地往这里送卷子了，这使我们打算做一份哪怕是最简略的目录的计划都不得不放弃了，因为经卷实在是太多了。
蒋师爷对这些卷子匆匆浏览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纪年的材料。佛经中还有一些藏文经卷，但对探讨藏经洞的时代也没有什么帮助。这些藏文经书为了阅读的方便，各个段落章节都是横向安排的，而书写则是自上而下的。我们无法从其字迹和文字内容来判断它们的年代。但有一点，藏文经书的纸张粗陋而发灰，看上去肯定要比汉文卷子的时代晚。也许它们的时代属于约公元759－－850年吐蕃占领敦煌的时期，而纸张质地较好、看上去年代更为久远的汉文经卷的时代应该属于唐朝统治该地区的时期。
随后我们就发现了时代最早的卷子的年代证据，在一份残长3英尺多、纸张发黄的汉文卷子的背面（现编号为Ch.i.0019）我发现了用婆罗门草书字体书写的文书，这是我所熟悉的和田文。接着，又发现了另外的三份和田文书残卷（Ch.i.0021. b、C），都是在卷子的一面或双面书写和田文。这就清楚地表明，密室藏经的时代与印度文字（可能为梵文）在这一崇佛地区的流行同时。和田文书在汉文卷子背面的出现说明敦煌地区的佛教与塔里木盆地广为流行的佛教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不久，我又在另一捆卷子里发现了一大堆婆提文书，用"笈多草体"书写，据霍恩雷博士的研究，它们分属两本和田文著作。其中编号为Ch.ii.003者为一份医学文书，保存下来的至少有71页之多。
在这些胡乱堆积的藏经中，有汉文和藏文的卷子，也有不少吐蕃婆提文书。另外还发现了大量凌乱纷杂的汉文散页文书。这些汉文散页毫无顺序，装订得也是简单粗糙，也没有用布袋装起来。这些都表明，自从它们被捆缚起来以后，就不曾受到过什么翻动破坏。王道士随意地在这些藏经中翻检"珍宝"，结果又有不少新的发现。尽管这些散页已找不出什么顺序，其内容却是丝毫无损。它们既没有一丝受潮的痕迹，也一点也不觉很脆。道理很简单，藏经洞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藏经地点，它开凿在干燥的岩体里，沙漠山谷里即使有一丁点儿的潮湿空气，也被与藏经完全隔离了。藏经洞三面是厚实的岩体，只有一面是封堵的砖墙，而且又被流沙埋藏了好几个世纪，藏经洞里的温度基本上是恒定的。在如此干旱的地方如此妥善地保存藏经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
上述情况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当我打开一个素色帆布的大包裹时，发现里面满是各式各样的纸片、画有图像的薄如蝉翼的丝绸或布片以及大量的写有文字的丝绸残片。有图像的丝绸或布片大多是2－3英尺长的窄条，顶部是三角形的，形状有点类似旗幡，显然应该是寺庙所用的旗帜一类的东西。这些丝绸旗帜往往被紧紧地绕在木制的旗杆上，杆子上往往涂有亮漆或有彩绘。展开时，可以从旗帜上看见佛教神像，色调鲜艳和谐。用来做旗帜的总是薄如蝉翼的上等丝绸。有的看上去有点破旧，这并不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保存过程中的腐蚀作用，而是由于当时在庙宇中悬挂使用的时间过长所致，在有的旗帜上还能看见修补的痕迹。
当我试图打开一些更大的旗帜时，我发现它们质地很脆，弄得不好会损坏它们。当时保存时，肯定是卷得很紧的，而且动作也很随意，一件一件堆压在一起。这样经过几个世纪的挤压之后，再想去打开就很容易把这些薄薄的丝织品损坏。我把这些卷在一起的丝织品举过头顶来观察，发现上面的图像与大型洞窟中的壁画内容是一样的。对比一下展开前和展开后的情形，一方面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展开这些面积很大、又是如此保存的丝织品是多么的不易，何况这些丝织品往往还经过长期的使用；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藏经洞里的条件对保存这些佛教图像艺术品又是多么的有帮助。
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来仔细研讨这些文书的年代。我所关注的是我能从这里拿走多少藏经。令人奇怪的是，王道士竟然对这些无价之宝毫不可惜，这也使我内心颇感到一丝轻松。当我从手头那些纷杂的藏品中挑出一些丝画（帛画）、布画和文书以备以后深入研究时，他居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我甚至产生了要将所有的藏品带走的想法。不过，这一要求显然有点过分了。于是，我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将挑剩的那部分还给他，以便腾出地方让他拿出更多的藏品来供我选择。
这一招果然奏效，使王道士确信了这些艺术遗产没有什么价值。为了把我的注意力从他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汉文经卷上引开，他开始不惜余力地将他归入垃圾的那些藏品一抽一捆地抱了出来。这真使我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些新抱出来的文书残片中，尽管汉文文书残片还是占多数，但也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绘画作品、印制的文书、帛画、笈多草体的梵文文书以及一些非宗教内容的文书等。所以，第一天我和蒋师爷忙碌了整整一天，中间甚至没有休息过，一直干到夜幕笼罩了整个洞窟才停止工作。
这些意想不到的发现使我极为兴奋，但我也很担心，这也是我一直所担心的一件事。那就是必须不断地诱导王道士，不让他感到心神不宁，不让他担心会有施主们的流言蜚语。蒋师爷的不烂之舌和我一再的表白自己对佛教和玄奘的崇拜发挥了作用。看得出来，尽管在经卷堆上来回爬动和运送经卷使王道士显得有些累了，但他脸上猜疑的表情，还是被一丝平静甚至是自豪的表情所掩盖，因为我们对他所认为的毫无价值的东西竟然表示了欣赏。事前，我曾许诺要捐献一大笔钱给他作修缮庙宇之用，以补偿翻检藏经给他所带来的不便和可能对他带来的风险。
到了晚上，终于有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书房"的一边，留待运走供我们外交辞令上所谓的"深入研究"之用。但是对王道士是否敢冒着风险让我们将这批藏品运走，或者会不会被他识破我们的真实意图，我们心里还是感到没底。直接跟他谈一笔私下交易将这批藏品买走或偷偷运走在当时看来也是可行的。当我们忙碌了一整天离开王道士的那个洞窟时，我有机会与他就我们共同崇拜的偶像作了一次长谈。我声称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我很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这些藏品有些可能与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而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个崇拜者（指王道士）保存着。当我们站在绘有唐僧西行取经图的甬道里时，我特意将他的注意力引向那幅唐僧牵着满载经书的坐骑从印度返回的场景，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规劝，让他同意我的将这些由他发现、现仍藏在密室中的经卷带走供西方学者进行研究的请求。
我留下蒋师爷与王道士进行周旋。蒋师爷鼓动如簧之舌，力图说服王道士，称玄奘让他发现了这批佛教经典和圣物，其目的并不是要将它们继续深藏在密室里。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从一开始我就非常谨慎地提出这项捐赠，它自始至终吸引着王道士。同时我还无条件地捐赠了一件银器。我们很难判断这些交谈对王道士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他既担心他的圣洁的名声因此而受到玷污，同的又不愿放弃一个为他修缮庙宇洞窟提供捐赠的好机会，这对他衷心珍爱的功德事业很有利，但必须以付出他所认为的无用的那些古董为代价。看得出来，王道士一直都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将这批挑选出来的写卷和绘画弄到手，这是我交给蒋师爷的一项任务。事实证明，他从来就没有辜负过我的期望。将近子夜了，我正准备上床休息，蒋师爷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在确信我的帐篷周围没有他人以后，他返身抱回了一大捆卷子。我看了看，正是我所挑选的那些经卷，心中不由大喜。王道士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的协定：此事只能我们三人知道；在我离开中国国土以前，对这批东西的出土地点必须守口如瓶。当时，他害怕自己被人发现不在他自己的住处，所以运送这批经卷的任务便只能由蒋师爷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他运送了7个（多）晚上，一捆一捆，越来越重，直至要用马车来装。对我的这位身材瘦削的学术知己而言，这是一件很苦的差事。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同他对我所有的热心帮助一样，长久以来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摘自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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