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炳文坛的建安文学

彪炳文坛的建安文学

历来作家把建安时代看作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建安文学所形成的“建安风骨为后世所钦慕。而建安文学中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钟荣〈诗品〉中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勘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七子”在政治关系上是“三曹”的僚属，在文学事业上是“三曹”的“羽翼”。当时“三曹”在文学上和政治上一样处于领袖地位，他们的文学才能和实际成就也配得上这个地位。其中曹植尤其是历来公认的当时优秀的作家。“三曹”文学是建安文学的代表。

建安诗篇流传下来的不足三百篇，其中曹植的诗最多，约80首，其次是曹丕的，约40首，再次是一粲和曹操的各20余首。这个数字大约也反映了曹王四家在建安诗坛的位置。

“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份演者，“三曹”诗文既反映他们伤于乱世，人生无常的悲凉，又有重整河山，再造文明的志士仁人的志向。由此形成了“三曹”文学的一些主要特征，这也是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

首先是现实性。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写道：“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痛斥了何进误国，董卓殃民。《蒿里行》则叙述了群雄私争，自相残戕，致使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诗歌形象描绘兵祸惨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植在《送应氏》中具体描写了当时洛阳毁败的情景也令人惨不忍睹：“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这破败的景象中，传达出一种悲凉感，在时直抒作者的惨伤，悲愤情绪：“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后世评价曹操前两首诗是“汉末实录”，称为“诗史”。

其次是抒情性。从辞赋看，建安以前辞赋的内容以颂扬鉴戒为主，到建安时代便由颂扬鉴戒而抒情化。从乐府诗歌发展看，汉乐府民歌本以叙事为主，到建安作家手里便由叙事而抒情化。曹操“颇有悲凉之句”，曹植历年“雅好慷慨”，后则有“忧生之嗟”。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表现丧乱时代中“人生无常”的苦闷。但这种人生短促感是建立在时不我待要及时建功立业，招揽贤才助成大业的基础上的“慷慨悲歌”之感。后人评价说：“文帝、陈思……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三曹”诗风就是“建安风骨”。

“三曹”文学第三个特点便是它的通俗性。“三曹”诗歌民歌化，语言通俗，受乐府诗歌影响，“三曹”大都运用乐府歌体裁写作。与汉代词赋铺排、堆砌、追求繁缛的文风迥然不同。

“三曹”比较而言，曹操诗歌“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古朴豪迈。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景交融，语言优美。曹丕则善于摹写男女爱情，离悲别恨，多代人抒情，生动体贴。曹丕诗歌特色主要在形式多样上。他的《燕歌行》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七言诗，《大墙上蒿行》是“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

散文、辞赋体裁上，曹植《洛神赋》属千古绝唱，《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都很富于形象，能表现自己性格，抒情性强。曹丕散文不多，但与吴质的两封书信却是抒情名篇，文笔清新、流畅。

曹操父子作为曹魏集团主要人物，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直到宋朝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才可相比，但“三苏”除苏轼诗、词、 文成就都很高外，苏洵、苏辙相对比较逊色。

“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以他为文学创作的典范。这也是亳州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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