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梦魇

卡夫卡的梦魇

郭秀娟

　　在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学界，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无疑是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和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哥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这是美国诗人、剧作家奥登(W. H. Auden)对卡夫卡的赞誉。与卡夫卡同时代的德语小说巨匠托玛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也称赞卡夫卡的写作是「精心设计、充满好奇的缜密、客观、清晰透明、适切的文体形式，一个准确写作的保守主义者。」

　　然而，对大众读者而言，卡夫卡的作品代表著现代人的疏离与寂寞、孤独与绝望，在困境中不断探求、寻索出路，却往往发现生命的怪诞与荒谬；人，发现自己处在世界庞大组织底下，竟然无路可走。卡夫卡因此被推崇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被冠上虚无主义、不可知论者，甚至无神论的头衔；人们普遍认为卡夫卡必然也是病态、忧郁、怪僻与荒诞。

　　直到一九五三年，卡夫卡终生不渝的知己马克思?布劳德(Max Brod, 1884~1968)，写作《卡夫卡传》，展现卡夫卡不同的形象和多面的色彩，他更从民族心理、犹太教教义和宗教神学出发，详细分析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及作品的深层含义。虽然学术界不少人批评布劳德：过分从宗教和神学解读卡夫卡，但没有人能否认，在这个世界上，无人能比布劳德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卡夫卡。

　　二十二年终生不渝的挚友

　　布劳德与卡夫卡，都是住在捷克布拉格的犹太人，同样主修法律，同样是以德语写作的文学家。两人在一九○二年相识，成为终生最亲密的朋友。

　　卡夫卡于一九○六年取得法学博士之后，进入保险局担任临时雇员，由于写作时间锐减，于是他和布劳德花了很大心血，寻找时间较短的正式职业。结果卡夫卡进入半官方的「劳工事故保险局」工作(1908~1922)，布劳德则进入邮政总局担任法律顾问。两人上班时间都是下午两点结束，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下班后一块用餐，然后约好晚上再见面，讨论他们所喜爱的文学(卡夫卡最爱哥德和福楼拜，也喜欢阅读圣经)。两人的交情简直可以用「秤不离铊，铊不离秤」来形容。

　　布劳德比卡夫卡更早成名，第一眼就看出卡夫卡的创作天才。他是卡夫卡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珍视卡夫卡一切作品，即使是两人书信往来的片语只字，他都妥善保存。卡夫卡发表过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布劳德强力游说和鼓励之下，才得以出版，至于生前未发表的作品，也全数交给布劳德加以焚毁。布劳德却没有遵照朋友的遗言，反而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美国》。布劳德为自己善意的出卖这样辩白：卡夫卡完全了解他不可能烧掉这些遗稿，若卡夫卡真要这样作，他应该交待别人去执行。

　　根据布劳德，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健康的，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病态，而是自然伟大，显示著向上、简朴和绝对的诚实。卡夫卡虽然安静，「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与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甚至激越亢奋，直至忘我，风趣的话语和关怀的笑声简直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逗朋友笑。」

　　这样的卡夫卡，实在与他作品中阴暗的角色性格迥异。不论是《审判》和《城堡》中的主人翁K，还是早期的《判决》和《蜕变》(或译《变形记》)，读者都可以立刻看出卡夫卡自传式的影子--生活充满苦闷与挣扎，无助地寻求解脱之法，最后却被迫向生存低头。

　　父亲巨大的身影无所不在

　　卡夫卡心灵苦痛的源头，很大一部分源自暴君式的父亲。虽然布劳德批评卡夫卡将童年梦魇过度放大，但任何人只要读一读卡夫卡在一九一九年写的《给父亲的信》，就不难理解卡夫卡终其一生，不论是童年还是求学期间，不论是职业还是婚姻的选择，父亲巨大的影响总像噩梦般缠绕著他。信是这样开始的：

　　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

　　三十六岁的成年男子，写下这样百余页的一封信，述说自己内心的纠葛。这份血泪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诉，而是爱的尝试。卡夫卡一生试著寻求和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不过母亲却不敢将这封信转交。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是个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富商。他的体格壮硕，说话充满了自信，动作快速，脾气火暴，他期盼长子卡夫卡像自己一样刚猛，然而卡夫卡瘦弱的外表和性格，简直和父亲有天壤之别，卡夫卡叙述自己在父亲面前自惭形秽。

　　父亲对儿子的行为总是暴跳如雷，特别是卡夫卡经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出来，更让父亲火冒三丈。父亲从来不曾试著去理解儿子的才华，也不喜欢卡夫卡所有朋友。虽然卡夫卡的母亲个性极为温柔，总能给儿子许多安慰，但她对丈夫百依百顺，长期在生意上充当丈夫的助手，她能给孩子的时间也就极为有限。

　　卡夫卡回忆童年有一次，为了找人跟他说说话，半夜藉口要水喝，无理取闹，结果被父亲扔到屋外的走廊，罚站一夜。他说这对他的心灵伤害很大。父亲不在乎孩子的需求是什么，每天餐桌上，他最在乎的只是孩子有没有遵循种种严苛的餐桌礼仪，他自己却可以吃得杯盘狼藉，同时剪指甲、挖耳朵，还时时吆喝著：「快！快！吃快点！」卡夫卡称父亲是「坐在靠背椅上统治著世界」，说自己「像奴隶活在父亲掌控的世界里」，他「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父亲的律法单单为他而设，他却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亲的要求」。

　　对卡夫卡而言，父亲就是万物的尺度。

　　如果卡夫卡是个更不顺服的孩子，如果成年之后他能与家人保持较远的距离，或许可以减少一些痛苦。一九一一年底，卡夫卡的父亲生病，要求儿子每天下班后到工厂巡视，卡夫卡沉默不语地顺服。工作的枷锁压得他实在透不过气，发出悲观厌世的言论，布劳德赶紧给卡夫卡母亲发出警告，提醒她注意儿子头上那根轻悬的自杀意念。一九一二年十月八日，卡夫卡的母亲颤抖著给布劳德回信，她鼓起勇气对丈夫撒谎，叫儿子不必再去工厂，同时积极寻找合夥经营人。

　　头脑里装著庞大的世界

　　就这样，一九一二年成为卡夫卡写作历程决定性的一年，他通宵达旦写出《判决》，找到了切合自己的独特形式，并以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足以让他屹立世界文坛的中篇小说《蜕变》。

　　《判决》是一部感情如狂风骤雨的短篇。生病的父亲对儿子百般挑剔责难，不管儿子有多善良、顺从，父亲却视他如魔鬼，对儿子宣判溺刑、要他永远消失，最后更从病床跃起像要攻击他，导致惊恐的儿子夺门而出，从桥上一跃而下。儿子最终还轻声呼喊：「亲爱的父母，我一直是爱著你们的呀！」然后落水致死。故事嘲讽地结束于「在这一瞬间，来往的交通从未中断。」

　　父亲无所不在的巨大身影，再次出现在同样恐怖的《蜕变》，这次加上软弱的母亲和冷漠的妹妹角色。这是一部描写人际关系疏离的作品，供应全家生计的上班族格里高，一早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好像大卫在诗篇二十二篇所描述的：「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卡夫卡让不完美的人，贱化为昆虫，被原来爱他的亲人嫌弃、厌恶。

　　这部作品最能说明卡夫卡的殊异风格，如梦似幻的超现实意境，交织著缜密逻辑的写实叙事，颇有旧约文体的影子，读来令人紧张万分。卡夫卡的作品被定位为「表现主义」，德国文学专家叶廷芳教授解释这种艺术手法，反对对现实直接的模仿，「主张把描写的客观物件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探悉同一个事物的本质。」

　　格里高在家人的嫌恶中，逐渐丧失生的意志，终于虚弱而死，家人在获得解脱之后，准备搬家开始过新生活。《蜕变》在妹妹「显现出了她年轻的身材」，这样光明的音调上结束。卡夫卡作品常有动物或昆虫和人之间尖锐的对峙，阿尔特(Robert Alter)指出「卡夫卡作品经常出现的外地人或被厌弃者，是一种非人性对人性的入侵，或者广泛地说，是一种对人性内涵极大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是卡夫卡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卡夫卡在日记中称「写作是他祈祷的形式」，说自己「头脑里装著庞大的世界」，他以创作为天职。虽然在公司受到普遍的喜爱，工作获得高度评价，他对伤残劳工也极为关心，但所从事的毕竟不是他感兴趣的职业。为了独立供养自己不得不为的工作，不断扼杀著他的创作空间，这是导致他染上结核病、英年早逝的主因。阴暗的基调几乎出现在他所有的小说叙述里，卡夫卡公务经验里公文停滞堵塞的流程，受害工人权益受损的悲惨经历，在伟大的长篇《审判》和《城堡》清晰可见。

　　约伯式的控诉与诘问

　　《城堡》具有鲜明的卡夫卡特色，小说主人翁K是一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应聘前往不知名的城堡工作。谁知堡内层层机构，没有人知道这项聘任，K遇上重重的阻挠，只好孤军奋战，和官僚权贵不懈地进行斗争，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进入城堡，也无法见到城堡最高当局。布劳德从亡国的犹太人处境解读，认为这是一首惊人的悲剧叙事诗，写一个无家可归的陌生人，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

　　打破传统小说形式的《审判》，同样没有清楚的时空定位，也无明显的结构和情节发展，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事件，莫名其妙被控的约瑟夫?K，渴望获得一个公正的审判。K却始终见不到最高法官、进不了最高法庭，《审判》结束时有这样一段：

　　这最后一次工作的失败，应该由那个没给他留下所需力气的人来负。他的眼光注射著那栋俯临石旷的房子，最高层射出一线闪烁的光亮，窗扉突然打开，在遥远的高处，出现一个身子向前倾、手臂伸出的模糊人影。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援救者？是一个人吗？还是人类全体？还有救吗？是不是有利于他的证据出现了？当然是的。逻辑虽然无可动摇，却抵不住一个想要活命的人。那个他从未照过面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不得其门而入的最高法庭在哪里？他举起手，张开所有手指。

　　随后K荒谬地被杀身亡。在这两部长篇小说里，古老约伯的控诉异常明显。

　　然而，卡夫卡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只是无罪之人向至高上帝的控诉？事实上，卡夫卡从不认为人是无罪的，他经常藉著小说人物无爱的表现，定人有罪。他说过：「我们全然活在罪恶的世界里，和特定的罪行无关。」卡夫卡肯定罪和原罪的存在，明白人类堕落后都活在罪的咒诅之下，这个主题几乎出现在他所有作品里。

　　藉著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铺张缺乏特定时空的场景，卡夫卡营造出人类脱离上帝之后的失序、失灵，他急于说明远离上帝之现象的感觉，凸显人类一旦离开了「那不可摧毁的」，生活就只会剩下荒谬与虚无，丧失生存的意义。《审判》和《城堡》的主人翁，终生和官僚的「中间阶层」打交道，始终到不了最高层，中间层次无可救药的错综复杂，正是卡夫卡悲观绝望所在，是阻隔在人与上帝之间巨大的鸿沟，甚至使人失去看见上帝的可能。有人指出卡夫卡的小说是他所锺爱的齐克果哲学的艺术体现，应该也是指这样的存在困境。

　　卡夫卡的信念与盼望

　　卡夫卡从犹太心灵感受特别深刻的「流放」状态出发，写出人类普遍的孤立和疏离，展示人如何迷失了道路。在他的小说里，人类找不到出路、无家乡可归，有的只是绝望。

　　卡夫卡三个妹妹后来都死于纳粹集中营，生前默默无名的他却早已成为他身后苦难世界的一则预言和寓言。很少有作家的名字化为形容词被收入字典，kafkaesque成了荒诞、恐怖的代名词；另一位享有这样殊荣的是写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orwellian指受严酷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从纳粹和共产主义的兴衰来看，两人都有资格作为二十世纪的预言家。

　　然而，卡夫卡并不是一直这样阴郁绝望的，在他的语录里(书信、日记、笔记)，他写下许多光明的句子：

　　「我们有罪不只因为我们吃了知识树，也因为我们没有吃生命树。」

　　「人不能没有一种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人只须有一次转向善的一边，他便得救了，无须顾及过去，甚至无须顾及未来。」

　　「世界之外存在著许多希望--对上帝--无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对我们。」

　　「结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护他们，甚至给予些引导，这些我确信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致。」

　　「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被推动著的、前进的、互相信任到无以复加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扔下你们不管，即使在你们做了天大的蠢事时也不会，而且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你们。」

　　上帝不会撇下人类不顾，这是卡夫卡对上帝出于希望和爱的表白。

　　仰望现代文学这样高耸的一座奇峰，我们的确需要通过他的小说和语录，更全面地认识卡夫卡的世界观，布劳德说得好：「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透视苦难的冰。」

　　二十世纪落幕了，人类在惨痛的悲剧灾难中步入新的纪元，此时此刻展读卡夫卡，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仍然是本世纪一个指路的人。

　　参考资料：

　　1.Alter, Robert, "Jewish Dreams and Nightmares", from What is Jewish Literature?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Philadelphia, 1994).

　　2.Covan and Guinness, Louise and Os, editors, Invitation to the Classics, Baker Books(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8)

　　3.Kafka, Franz, The Complete Stories, edited by Nahum N. Glatzer,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New York, 1971).

　　4.Kafka, Franz, "Letter to His Father", translated by Ernst Kaiser and Eithne Wilkins; revised by Arthur S. Wensinger, Schocken Books Inc.

　　5.卡夫卡著，黄书敬译，《审判》(台北：志文出版社，1973)。

　　6.卡夫卡著，汤永宽等译，《城堡》(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

　　7.伊塔罗?卡尔维诺著，吴潜诚校译《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台北：时报文化，1998)。

　　8.李映荻编译，《德国文学入门》(台北：志文出版社，1998再版)。

　　9.马克思?布劳德著，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传》(台北：志文出版社，1999)。

　　10.叶廷芳，《变形记》赏析。

　　原载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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