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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北大
我曾在２００２年９月致信张友仁教授，说：“您在文章中提到，郁达夫曾在北大经济系教统计学，我过去闻所未闻。我所读过的介绍郁的文字，亦不见提及此事，不知何故。郁的较为详尽的传记，不知是否有此记载。”
张友仁教授复信说：
“郁达夫先生在北大经济系任教一事，文献上没有见到，是樊弘教授亲口说的。郁达夫先生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后，受聘为北大经济系讲师，开设统计学课程。樊弘教授是当时听该课的学生。”
“樊弘教授说：‘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是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这些话给樊弘教授留下很深的印象，大约五十年后，他还生动地向我说及此事。”
樊弘教授是我的老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去世。他也给我讲过一些北大旧事，但并未说及郁达夫在北大任教一事。
不久前，浙江海洋学院中文系韩伟表副教授来信，指出郁达夫确曾在北大经济系任教，并复印《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一书部分内容见赠。于是，我利用假日，阅读了作为大型“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之一种的《郁达夫研究资料》和日本人写的《郁达夫传记两种》，以及其他一些史料，明白了郁达夫在北大经济系任教始末。
郁达夫１９２３年９月（一说１０月）到北大任教是陈豹隐（启修）推荐的。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１９１９年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授，讲授财政学和统计学。“五四”运动后在北大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并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担任导师。
１９２３年，陈豹隐受北京大学派遣到欧洲视察和讲学。推荐郁达夫的原因，或许同郁的学历有关。郁达夫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学习，１９２２年３月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陈是前后同学。进入经济学部时，郁曾赋《新秋偶感》七律一首：“客里苍茫又值秋，高歌弹铗我无忧。百年事业归经济，一夜西风梦石头。诸葛居常怀管乐，谢安才岂亚伊周。不鸣大鸟知何待，待溯天河万里舟。”毕业论文的题目曾计划写《中国经济史》或《中国外交史》，还打算写《中国货币史》。可见对于经济也有过一番抱负。应该说，郁达夫这样的经济学科班出身的留学生，胜任北大经济系课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郁达夫别有志向。他有很好的旧学功底，十几岁即写得一手好诗，是旧体诗写得最好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之一。留学期间阅读一千部左右的外国小说，毕业前以创作小说《沉沦》而一举成名。回国前即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文艺团体创造社，接到北大聘请时正在上海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正是大展宏图之时。转而到北大教书，是因为经济困窘，在当时的中国不能以作家立身。
郁达夫在北大经济系的职称是讲师，每周两小时统计学课，月薪三十多块钱。同时在北平平民大学和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兼课。他所结交的，是鲁迅、周作人兄弟这样的文学界名流，以及一些文学青年。当时北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诗人的冯至写的《相沫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中说：“上课钟响了，郁达夫走上讲台，……说：‘陈启修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奇。……从来没有从一位教员或教授口里听到过这类的话。这对于那些一本正经、求知若渴的经济系同学无异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提前下课了，许多听者的脸上显露出失望的神情。”这可同樊弘先生的回忆相佐证。
当年和郁达夫往来的陈翔鹤在１９４７年写的《郁达夫回忆琐记》中说，郁曾在他面前发牢骚：“谁高兴上课，马马胡胡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之极！”这也可以作樊弘先生回忆的佐证。
郁达夫１９２７年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间，心里虽然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他在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
郁达夫１９２５年２月离开北大。他走得对。如果郁达夫囿于所学专业而固守于北大，北大或许会多一名并不怎么出色的经济学教授，而中国将会失去一名优秀的作家。那就是国家的不幸了。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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