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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形成与史学地位
崔凡芝
《左传》又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等，其倍受关注、盛传不衰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史学地位和对传统史学的深远影响。
相传孔子修订过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但由于记载简略，用语隐晦，而有“使圣人闭户十年思之，不能得”的感叹（桓谭《新语》）。事实上《左传》才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独立的叙事详赡、编写有体的编年体史著。二者均记春秋一代史事，以鲁国史事为主，兼记诸侯各国。起始一样，但《左传》比《春秋》多记17年，且最后又有鲁悼公4年事一条。《春秋》1.8万字，《左传》18万字，相比之下，《左传》记事有首尾、用语有文彩，且立“君子曰”以抒作者之见。二书之编写，从字数、记事、编排、用语等方面看，实属两种路数。但经学家以《左传》为解《春秋》经之作，故西晋杜予作注时重加编排，首列《春秋》经文，然后分条记事，从此《左传》原貌不可得见。
《左传》作者左丘明是一位瞽史，鲁国人，与孔子同期。但从《左传》所记内容看，断非一人一世所能成，多有后人的加工增益。所以用棺笫檄姑名者，古人讲师传，最初传授者，便是作书人。如《公羊传》、《谷梁传》写定于汉初，但仍以战国人公羊高、谷梁赤名书。《左传》得名，似亦此理。
史学界多认定《左传》最后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这是一个激烈动荡又精彩纷呈的时代。左丘明构思在前，继作者加工润色在后，把这纷呈的时代精采全部融注入《左传》中，从编写体例、史事记载到文字表述，将史学推入了它的学术成型期。
史的本质在求真求实。《左传》崇奉秉笔直书。故《文心雕龙史传》篇有“辞宗丘明，直归南、董”的名句，将首倡史学直笔的优良传统归功于《左传》。由于强调直笔，史料自然讲究信实，《左传》引用的大量史料，与现今传世的《春秋》、《国语》、《竹书纪年》等记载多有吻合，可互为印证。书中对远古三代的追溯，亦多能与《诗经》、《尚书》互为发明。司马迁撰《史记》，便较多地采用了《左传》。《左传》是我们研究春秋社会最丰富而可信的史料依据。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亦有迷信夸饰的成分。
春秋礼崩乐坏，旧秩序大乱，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以使“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显然是说孔子在惊恐之余，犹欲力挽狂澜。《左传》则认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如同“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无庶”一样，合乎天理，顺乎人情，对历史转型表示了深刻的理解与认同，体现了站在时代前列的进步历史观。
《左传》大量描述战争，这是时代赋予的内容。但要精确地捕捉每次战争的性质、简练地揭示双方的特点，生动地写出战争的全貌并揭示出胜败的原因，作者如果没有成熟的军事思想和外交斗争的经验，是不易达此境地的。故史学界有以《左传》为三晋人最后成书的推想，一则书中记晋事最多，再则记晋国战事又多，三则战国法家、纵横家多出自三晋，这方人士在军事外交上有深厚的积淀，故在讲习传阅中予以加工润色的可能性不无存在。其实由谁写成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左传》提供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外交斗争艺术，已成为我国军事学与外交学上的宝贵财富。
《左传》在编纂学上首创“君子曰”一栏，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的意义，为史家主体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后世史家效仿成传统，是我国史著中进行理论阐述的重要部分，也可视作是史书与子书结合的体现。从历史文学角度看，其叙事井井有条，以插叙、倒叙补编年之不足，使史事因果分明。构思情节，又往往放飞想象，踵事生华，运用了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因此许多片段写得脍炙人口，成为古今传诵的名篇。这大概渊源于瞽朦的说唱艺术，使文学与史学取得了完满的结合。至于其语言的运用，可谓雄健流畅，准确凝练，想来已是几代人共同锤炼的结晶了。刘勰所说“辞宗丘明”，我们可以再宽泛些理解，即实际上定位了《左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光明日报》2001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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