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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多菲和他的历史迷团
作者：候凤菁
裴多菲是匈牙利１９世纪的伟大诗人和革命者。他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中国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然而，想不到在他死后１００多年，他的历史还得改写。
我从学生时代就对裴多菲怀有深深的敬意。他那一首首质朴、深邃和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一直打动着我的心。出于对诗人的缅怀，我从布达佩斯出发再次访问了裴多菲的故居。汽车行驶在一条乡间公路上，窗外是典型的匈牙利大平原风光。树林边缘的独家村、绿草地上放牧的牛羊和成群的鸭鹅一一闪过；远处水井的吊杆高高地耸立，就像一只只鹳鸟傲立在天际。１８２３年，裴多菲就出生在这片贫穷的土地上。
在不足两万居民的小镇基什克勒什，我在街心公园旁边找到了裴多菲的故居。这是一座旧式的农家庭院：色彩斑驳的木板墙里，露出一座低矮的草房。由于建房年代久远，芦苇覆盖的屋顶早已变成棕黑色。在院内那片不大的菜地上，还保留下来一口竖着木架的古井。裴多菲的这座故居早已辟为博物馆，供国内外的游人参观。这里所展示的一切，都是诗人苦难童年的见证。
裴多菲小时候家境贫寒。他父亲彼得罗维奇是个乡村屠夫，母亲是农妇。据史料记载，他们本是斯洛伐克人，当时斯洛伐克也在匈牙利版图之内。１９２０年前后，彼得罗维奇携妻子南迁来到匈牙利大平原上的基什克勒什定居。１８２３年元旦，他们夫妇喜得贵子。新生儿取名亚历山大，他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诗人裴多菲。
亚历山大小时候学习成绩不佳，甚至不得不多次转学，但诗写得很出色，深受周围人的喜爱。他正式发表诗作时，按照当时官方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必须要将他斯洛伐克族的姓名匈牙利化，于是便将“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大”改为“裴多菲山道尔”。而他的父亲和弟弟，则一直保留着原来的姓氏。
现在保存下来的这座故居是匈牙利当年典型的农民居所。房内共有一明两暗的三间屋子，当中一间为厨房，左右两间为居室，房外有固定的木梯通向顶棚上的阁楼。在诗人出生的房间里，陈列着全家人用过的简陋家具。他出生的那张木床还摆在临窗的墙角上。那个漆皮剥落的笨重木柜、那盏破旧的煤油灯以及厨房内的旧式锅灶和粗磁器皿，都向人们诉说着主人的生活之清贫。在突出的位置上，陈列着大量纸色变黄的诗稿，是诗人珍贵的手迹。有些原稿涂改的地方很多，足以说明诗人的写作态度多么严肃认真。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诗篇与室内展出的那些古旧用品相映生辉。艰苦的生活和特定的年代，磨炼出裴多菲这个深刻了解民众疾苦、矢志改变匈牙利人民命运的革命诗人。
裴多菲的父母历尽艰辛，勉强供儿子读完中学。之后他因无生计而被迫当兵，后来还做过流浪艺人，走遍全国，与劳动人民有广泛接触。他从１５岁开始写诗，１８４２年在刊物上发表了处女作《酒徒》，从此陆续写出大量为人民所喜爱的诗歌。１８４４年，裴多菲在佩斯坦任一个文艺刊物的助理编辑，有机会接触文学界的名人，出版了许多诗集，很快成为名闻遐迩的大诗人。他一生共写作了８４９首诗。
裴多菲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人民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可以看出他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一脉相通。他一生的经历使他对匈牙利人民，特别是对匈牙利农民有着深刻的了解，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他早期的诗歌作品多取材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祖国的自然风光，其中的人物有农民、牧人、村姑、侠盗，等等。他擅长于用精练的民歌风格写作，他的诗读起来清新、生动，散发着匈牙利泥土的芳香。这种崭新的风格迥异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他这方面的发展，在长诗《农村的大槌》和《勇敢的约翰》中达到了顶峰。
随着思想的发展，裴多菲的作品越来越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性。后期作品中明显地反映出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他在诗中号召人们起来打碎锁在自己身上的镣铐，指出匈牙利人民只有同争取世界自由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自己的自由。
裴多菲不仅用笔做武器向统治阶级宣战，而且还亲身投入革命斗争。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匈牙利被奥地利人统治时期，争取民族独立是革命的首要目标。裴多菲追随具有同样革命主张的科苏特拉约什，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在佩斯组织了进步的知识分子团体，经常在内城的一家咖啡馆里聚会，热烈讨论革命问题。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５日，匈牙利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下也爆发了革命，数以千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统治。示威群众集合在民族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在雨中倾听裴多菲朗诵他气壮山河的新作《民族之歌》。他诗中“不再做奴隶”的呼声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的心，给人们以极大的鼓舞。
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奥地利皇帝被迫准许匈牙利独立。但是封建统治者历来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同一年秋天,奥地利又卷土重来,向匈牙利发动进攻,意欲扼杀这场民族革命。匈牙利人民在民族英雄科苏特的领导下，组织起自己的军队,开展独立战争,保卫自由的果实。裴多菲这时投笔从戎，任国防军总司令员贝姆将军的副官,参加过许多战斗。奥地利为镇压匈牙利的革命，请来沙俄军队做帮凶。1849年夏天，沙俄出动14万大军向匈牙利扑来。匈军虽然英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在埃尔德伊的西格什瓦尔战役中，裴多菲下落不明。当时有人说他战死疆场，也有许多人说他没死，而是逃到了国外。
裴多菲的失踪不仅使国人困惑，也给他的家庭造成极大的不幸。从故居的展览材料中可以看到，他的父母因独生子生死不明而忧郁成疾，在一年之内先后离开人世。他的妻子尤莉奥的命运也很悲惨。她本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富家小姐，与裴多菲邂逅不久便匆忙完婚。夫妻在一起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便爆发了革命，裴多菲从此忙于革命活动，无法照顾自己的小家庭。他失踪以后，尤莉奥改嫁给一位大学教授，但因婚后生活不美满而十分痛苦，落得个“红颜命薄”的结局。
此后多年，裴多菲下落的问题一直是个历史谜团。据说直到１９３０年，才在维也纳档案馆发现了一份被认为可以证明裴多菲死亡的文件。那是当年奥地利军队的一名联络官写的证明材料，说他在西格什瓦尔战役结束后骑马执行联络任务时，在途中看到一具身穿黑衣的尸体，根据相貌、胡须和佩戴的勋章，可以断定死者就是裴多菲。此后，裴多菲便被确认为在战斗中牺牲。消息传开，举国悲痛，裴多菲在匈牙利人心目中成为自由斗士的化身。
但是与此同时，关于裴多菲没有战死的说法也一直没有消失过。有人说他被俄国人俘虏，还传说有人在西伯利亚看到过他的坟墓。甚至在正式出版的书刊上，也有描绘裴多菲被俄国哥萨克士兵俘获情景的图画。就连在裴多菲参加最后一场战斗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人们对诗人战死的说法都一直存疑。
对裴多菲下落的争论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变得更加突出。当时匈牙利正处于社会制度发生剧变的前夜，各种思想十分活跃，越来越多的人又重新拾起这个话题，只是政府对此一直保持沉默。１９８９年，一个名叫莫尔毛伊费伦茨的私人企业家自愿出巨资，组建了一支由匈牙利、苏联和美国专家参加的国际考察队，冲破重重阻力前往西伯利亚寻找裴多菲的下落。
根据各种可靠的资料，考察队里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们也认为，裴多菲当年在西格什瓦尔战役中很可能没有阵亡，而是被俄军俘获后流放到西伯利亚。８０年代末的苏联正在实行“公开化”，许多历史档案已经开放。考察队居然在俄国１８４９年俘获的战俘名单中查到了裴多菲的名字，还有资料记载他被流放到贝加尔湖附近。
考察队在掌握了这些重要线索后，又意外地遇到“贵人”相助。原来在莫斯科有位名叫维诺基尔的80多岁的老人，知道传说中的裴多菲墓的地点。他出生在西伯利亚偏远的巴尔古津诺村，在那里生活到成年。在他10岁时，他的爷爷曾指着村里墓地中的一座坟对他说：“这里埋着一位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外国革命者，是个诗人。”此后，他每逢去墓地祭奠已故的亲属，也总顺便在彼得罗维奇的坟上放一束花，因此对这座坟的记忆很深。年迈的维诺基尔应邀随同国际考察队回到家乡巴尔古津诺村，到现场指点裴多菲墓的位置。而他所指点的地方与流传下来的一张不知什么人很早以前拍摄的“裴多菲墓”的位置完全相同。
巴尔古津诺村坐落在贝加尔湖以南四五十公里的地方，恐怕就在中国古代的苏武牧羊的那个地区。直到现在，这个地方也还非常落后，交通极其不便，伐木和加工木材是村民惟一的谋生手段。１００多年前的情景可想而知。
经当地政府的许可，考察队开始在巴尔古津诺村的墓地中挖掘，期望找到裴多菲被葬在这里的证据。由于年代已久，传说中的裴多菲墓的地表痕迹已消失，考察队只能扩大挖掘的范围。他们先后挖开２１座坟，但均未发现其中有裴多菲的尸骨。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７日那天在挖出另一个墓中的头骨时，考察队中的匈牙利人类学专家基塞伊教授一眼就断定它可能是裴多菲的遗骸。因为众人皆知诗人生前头颅形状很特殊，而且长有一颗很显眼的虎牙，这两点特征与挖出的头骨的样子完全相符。
在墓中的整具尸骨全部挖出后，考察队中的各国专家分别进行了研究，并一致认为墓里埋葬的肯定就是裴多菲。从这具遗骨中可以判断：死者高额头、深眼窝、长下巴；年龄为３０～３５岁；身高１．６５～１．６６米；身材瘦长，臀部宽大；长期是“左撇子”；胸左侧第三根肋骨折断过，胸右侧第三根肋骨曾有过骨裂；肋骨上留有患过肺病的痕迹……从保存下来的裴多菲的照片、服装以及各种文字记载来看，这具尸骨完全反映了诗人生前的体征，无任何矛盾之处。科学家们计算，上述这些身体特征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在每３亿人当中才有可能出现一例。而当地居民１００多年来也一直都在传说，这里埋葬着一位“匈牙利诗人”。这就更加印证了国际考察队的结论。
经过进一步考证，得知墓中死者的姓氏为彼得罗维奇，当年被流放到这里后与当地邮差的女儿结了婚，现在还留有后代。他死于１８５６年５月，早先时墓上曾长期竖有写着“ＡＳＰ”字样的十字架。原来裴多菲被俘后又恢复使用自己原有的姓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ＡＳＰ”是他斯洛伐克姓名与匈牙利名字合在一起的“亚历山大山道尔彼得罗维奇”的缩写。
人们怀念的裴多菲终于有了下落，世界各国的媒体纷纷报道，惟有匈牙利本国的反应十分冷淡。政府和媒体对考察结果置若罔闻，学术界更是信誓旦旦地指责关于裴多菲下落的新说是无稽之谈。为这次考察出资的莫尔毛伊备受责难，被认为是在沽名钓誉，还多次遭到身份不明者的围攻和毒打。评论家们认为，匈牙利社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项考察虽然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长期笼罩在裴多菲头上“战死疆场”、“宁死不屈”之类的光环都消失了，他作为民族之魂的形象不“辉煌”了。许多人显然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看来，裴多菲的同胞们也受到“不成功便成仁”观念的困扰。
实际上，裴多菲被俘后所遭受的苦难势必远远超过战死。尽管人们如今对他最后的岁月还了解甚少，但仅从巴尔古津诺村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不准被流放者离开村庄一步的禁令等都不难看出，诗人在这里生活的日子里，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受到极大摧残。可以想象，在漫长冬季－４０℃的深夜，他在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承受着隐姓埋名的精神压力独守孤灯冥思苦想，其痛苦程度恐怕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从挖掘出的遗骸上也可以看到，裴多菲死时嘴巴张得很大，而且埋葬时只有衣服裹尸，未被装入棺木。专家们判断，他可能死于被杀或者血液中毒。
因此，裴多菲的同胞们实无必要因为诗人未在西格什瓦尔战死而感到尴尬。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关于战俘是不是“叛徒”、“胆小鬼”的争论直到现在还无定论，但是，裴多菲被俘后所遭受的苦难定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致使他年轻的生命仅仅延续了７年。这难道不也是他为革命所付出的代价吗？
走出诗人的故居，外面阳光明媚。基什克勒什浓荫如盖，繁花似锦，鳞次栉比的楼房、商店和疏密有致的街道、住宅，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安逸。裴多菲在诗中描写过的那个家乡道边的小酒馆依然存在。这时，我不禁想起诗人的一首诗：
假如从那丰满的篮子中，
大家都能一样地采取；
假如对权利的桌边的座位，
大家都能一样地占据；
假如精神的光也一样地，
把所有房屋的窗户照遍；
那时我们就可以说“停下！
看哪，这儿正是迦南！”
从这些诗句不难看出裴多菲怀有的政治理想。早在１００年前就以这样的革命精神鼓舞人民争取解放的人，难道不该永远受到人们的敬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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