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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语文特级教师(教师随笔)
辛岩
题目很大，我本来是不敢做这种大题目的。这种题目也不是我们这号人能扛得动的。我算什么东西，敢对语文特级教师指手划脚？
你知道什么是特级教师吗？
这类人，人们一般尊称之为“×特”，譬如，特级教师王老师，人们叫作“王特”，特级教师李老师则称之为“李特”。在面对这种称呼时，这些顶着特级教师徽号的人们矜持而陶醉。那种样子，既让人羡慕，又让人觉得高不可攀。对这些姓后加“特”字的人，我向来是尊奉有加的，即使让我顶礼膜拜我也心甘情愿。对大师我从来不吝惜我的尊敬。
对语文特级教师尤其如此。语文教师，如果没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很精湛的教学功力，想要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语文特级教师，那是梦想。譬如那个叫于漪的语文特级教师，再譬如那个叫钱梦龙的语文特级教师。那些人岂是等闲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在告诉你什么叫大师，是大师就得那样。几十年的教学生涯给熬下来了，这还不算，还得尽脱“教书匠”的匠气，还得著述甚丰，还得自成一家，还得通晓古今，另外还得饱经沧桑。喜怒固可动之于心，但哀乐绝不形之于色。这样的人往你面前一站，你就会看到一座山。
什么是语文特级教师？这些人就是语文特级教师。
这样的问题回答完了我才可以评点语文特级教师。
当然，你得先原谅我如此狂放。更不能对这本杂志动怒：既然你知道人家语文特级教师山一般地不是你能扛得动的你又何必充好汉？你有什么资格点评人家？
我知道我的胆子大了一点。胆子一大，口气就没办法不大。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吧。
先说一点题外话。
语文教改轰轰烈烈这么多年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也不得而知。我生也晚，但也教了十几年的语文了。往人面前一站，也一副语文教师的样子。可是现在心下自知，生命在语文教学这领域里竟然白白耗去了这十几年，而且这十几年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竟然还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处在一种错误的语文教学里，且这种错误就很有可能是我们这些号称语文教师的人自己一手制造的--误尽苍生、少慢差费、人文缺失……这便很难让人平静得下来了。
你说，像这种耗法，我们当语文老师还有什么意思？想起1997年年底《北京文学》引发出一片骂声，我实在觉得坐不住。但那时候，语文圈子里面冷得可以。可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的心理素质好了，而是我们心虚了，我们不敢接人家的招。否则，和人家摆开擂台，大干一场，也不失为一种精彩，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愿和人家过招？
我们在装糊涂，我觉得我们是不可以装糊涂的。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97年底的那场争论，应该说到现在余波未散。即使大家都保持缄默，但我相信，有良知的语文教师现在心里总有着一种郁勃难平之气。当时语文界对这一争论是很冷的，很多人都看出了当时“圈内冷圈外热”的不正常的现象。很多人对语文教学的现状给予了猛烈抨击，但我们语文圈子里面却没有能给予一定的反响。当时，有一批作家煞有介事地去做了一做语文高考试卷，结果是这些作家连个中学生的水平也不如。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也为这些作家感到害羞，他们不应该这样丢人现眼。作家不应该去趟语文教学中的这一趟浑水。人家没有去趟你的文学，你还要去趟他的语文干什么？没意思，没操作性。一种是纯技术性的，一种是纯情感性或纯理性的，怎么能扯到一起？这实在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还有，语文试卷为什么一定要让作家去做？作家又为什么去做语文教师都不愿意去做的事？说实话，在这一方面，我是很清楚的。语文试卷，如果没有标准答案，语文教师走上讲台，自己都没有把握应该怎么讲。所以，我对作家去做语文试卷，没有什么好的评价，我感到一些作家有点做秀。想要说明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或渠道。我想我如果是作家，我是不会做这码事的。
跳出圈子一想，我们这些教语文的，靠语文吃饭的人，当时对此没有半点反应，是不是有点不正常？语文界是不是太有点装聋作哑了？
我曾读过一篇关于语文教师写作偏向的文章，那篇文章引发了另一个和我有着深切同感的外地语文教师的共鸣，我们都认为那篇文章很清醒也很有见地。我们在电话里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深刻处，两人都想要流泪。语文教学这么多年来的痼疾，影响的岂止是一代人？我们语文教师也是这种教育的牺牲品：写作上有偏向存在，只能操作一种文体；语言里再也没有了灵性，再不会口吐莲花妙语如珠。
语文教改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风水突然逆转，一茬一茬的语文特级教师从全国各地冒了出来。那种“中间小谢又青发”的势头，就像文坛上的先锋派、晚生代、新写实、新状态、后现代的青年作家一样，让你觉得语文教坛上的名家名流一下子也如九十年代的小说文坛一般群星闪烁，无法不让人为语文教坛上的这种丰收景象而感奋，无法不让你感叹语文教改好啊，瞧，催生了这么多语文名家。
你一定注意到了我刚才在用文坛上的新生作家来类比这一茬茬语文特级教师的。这里其实是一种反讽。当我们的语文教师津津乐道于题目的解题技巧、文章的阅读分析、作文的应试章法时，我们的文坛早已大异其趣了。一些让你无法识得面孔的青年作家们以极快的速度登上了文坛。我们且不说这些作家将来的发展怎么样，但看他一出手就那么很纯熟地驾驭着小说的技巧，你就得服膺人家的阅读与写作了。这里面不仅仅是才气的问题。这些作家无一不是对欧美作家非常熟稔的。他们实现了真正的拿来主义。塞林格、荷尔德林、马赛尔普鲁斯特、威廉福克纳、纳博柯夫、博尔赫斯、詹姆斯乔伊斯、卡彭铁尔、卡尔维诺、雷蒙德卡佛、布莱希特、亨利米勒、米兰昆德拉、大江健三郎……一个个陌生而让人兴奋的名字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作家。从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中国当代作家们在为中国文学的繁荣、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作着可贵的探索，这些伟大的作家有王蒙、贾平凹、陈忠实、马原、莫言、史铁生、孙甘露、吕新、苏童、格非、余华、刘恒、刘震云、叶兆言、杨争光、阿来、高建群、阎连科、北村、吕新、海男、毕飞宇、红柯、海男、韩东、朱文、刁斗、东西、鲁羊、林白、徐小斌、徐坤、陈染、李洱、李冯、李大卫、夏商、祁智、丁天……
可是有几个语文教师对这些中外作家关注过？有多少语文教师还能知道中国文坛上的战国时代早已经到来？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非常成熟，又有多少语文教师对这些正在走向成熟且已经具有世界级水平的中国作家知晓一二？
这些作家其实已经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交汇时期的文化风景线。或者，就是这些人在书写着当代中国的文学史。
而小说作者们的阅读，也足以让语文教师们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现在在写小说的人，哪怕是极不起眼的作者，一出手都能看出他的阅读量是很大的，而且都是研究性的阅读。很少有作家浮泛地读别人的作品的。我觉得，现在要做一个小说读者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事。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读当下的小说的，现在看刘心武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只不过和现在的中学生作文差不多。可是，当下文坛的这种高水准，连我们教语文的都不知晓，偌大中国还有多少人知晓？
我的悲哀也就在这里，一方面是文学作家们的迅速成长，一方面是语文特级教师中有了少壮派的面孔，一个个指点江山一般地激扬文字。可是后者对前者一无所知，对中国鲜活的文学一无所知。
文学难道注定要孤独？
可是没有文学的语文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语文呢？
我曾经想过文学为什么孤独的原因。现在的文坛，已经没有刘心武他们出道时的那种氛围了。现在，没有一个教师可以凭一篇小说而昂然走出教育界。与之相关的，现在的文坛，个人话语、私人化写作，已经使写作成为一种个人行为了。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了。笔者有一个作家朋友也身在语文圈子中，他曾对我说过，他的文学写作以及个人的文学阅读，他非常小心地不让它和他的语文教学混在一起。因为，他深知，他的那种阅读与写作是个人化的，而他的语文教学却是社会化的。这是一种矛盾。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做一个语文教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无论是工作压力还是心理压力都很大。你如果要将这两者混到一起，那么等待你的将是什么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宁愿让他的阅读写作处于一种半自由或不自由的状况，有时甚至是一种半公开与半地下的状态。他不会让它和教学掺乎到一起。在写作的时候，他是一个作家；而在教学的时候，他是一个语文教师。没半点含糊。他觉得这种定位也最好。没有一个人对语文教师是什么家更感兴趣。这是你的事，而不是语文的事。他说他也很想振语文教学之衰，但他做不到。他向往成为当代中学语文界里的朱自清、叶圣陶、郑逸梅，但他知道如果他的学生一次应试成绩很差那么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不但成不了大师，想要呆在教育圈子里混也不可能了。
我的这位朋友不能振语文教学之衰，有人却能。他们是谁？他们是语文特级教师。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影响来做也这件事。我是这样想的。
可是我想错了。
在我与外地同行的电话中，我们谈到一点，现在相当一部分的中学教师和我们的学生一样，只被一些亚文化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泡沫文化包围着。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文化品位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当下的文坛，近些年毕业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是如此，大学教科书的更新速度太慢，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非常老化。
与作家们相比，语文教师，包括那些很有名气的语文特级教师的阅读与写作实在太可怜了。他们拿不出什么，能拿出的也不是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些解题技巧、应试对策、知识讲解什么的。甚至连对语文教学的规律性的东西的阐述都少而又少。他们太功利了，把语文搞得面目全非。现在很多特级教师都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与前一代的语文教学大师相比，现在的很多特级教师都是文化侏儒。靠这样的人搞大语文，实在有点痴人说梦的味道。
我于是突然明白，为什么当时语文界一片寂静了，这些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们，靠着应试语文起家，然后也就像大师一样指指点点风风光光，要说文化底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打开他们的所谓“论文”，全是心气浮躁的技术主义的复制品，毫无创新意识，毫无创造价值。他们当然对争论保持缄默，以维持他们那种圣者贤者的样儿。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我的那位作家朋友告诉我：“在中学语文圈子里，我还是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就是这些扛着语文特级教师称号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看到我的小说时，得意地说，你只会写这个不会写论文。没有一个教育行政单位，会为你的小说评定职称的，你就是作家出版社出了书也没用。那种话里，完全是一种语文特级教师般的自负与自得。我觉得这种话不应该出自一个语文特级教师之口，一个语文特级教师不应该浅薄到这种地步。”
我的朋友为我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小说与教育教学论文是两种路数，两套语言。语言感觉上确实有着很大的冲突。但那个特级教师的话显然暴露了自己这方面的语言感觉。一个语文特级教师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语言敏感，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事。当然，我的这个作家朋友非常犟，有点像著名作家格非。格非也是教授们嘲笑他写不了论文因而一定要整出点学术成果来。我这个朋友也不服气，他一定要写点什么给语文特级教师们看看。他有理由相信，他觉得他应该比那些匠气十足的人，只知道搞些试题分析知识讲解的人更会操作论文。
大学与中学原来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怪不得格非有一部《欲望的旗帜》，讽刺了一些教授的不学无术与门户之见。
现在，这位作家的教学论文也陆续在北京上海等重量级的语文教学刊物上发表了，而且一发就不可收，一篇接着一篇的。我觉得他的另一种语言感觉也非常出色，他的论文我觉得比一些特级教师的文章更具有理性。我每读到他的一篇论文都会给他去电话，向他表示祝贺。
然而，我的朋友在电话里说我说错了：你如果说到理性层面那就是太恭维那些新生代的特级教师了。语文应该摒弃操作主义与技术主义。这是对学生灵性的扼杀，也是对语文教师灵性的扼杀。一个没有灵性的语文教师，也一定没有理性。
说得太精彩了，没有灵性的人，连理性也将都失去。
现在很多语文特级教师的写作是与我们的写作教学脱节的，就像我的那位朋友的写作和他的写作教学也是脱节的一样。只不过在我的朋友那里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脱节罢了。朋友告诉我：“我的这种脱节是必然的，是痛苦的。我愿意承受这种痛苦，我不愿以牺牲我的灵性与理性为代价而去获得那种哪怕是特级教师的徽号。这同样是没有意思的，没有操作性的。就像你不同意作家去做语文试卷一样。”
现在语文特级教师们都已经意识到语文教学搞什么标准化是错误的了。可是回过头来寻找时，却又是从标准化的起点上出发的。根本没有能意识到这种回归是一种错误。别的学科要否定之否定，语文却不要这种哲学。说到这里，我想说，我这个人对语文教学的理解有点保守。语文教学甚至可以回到孔夫子时代。你看，那段“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一种什么境界的语文教学啊！这一点，我们的语文特级教师做到吗？
当下的语文特级教师几乎没有什么阅读。现在的情况就像海绵之于水，只有海绵的存在而没有水的存在。我们先前还在大讲教学生一碗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现在的特级教师，想找出文化的一滴活水也没有了。
我真的搞不懂现在有的语文特级教师是怎么评上的？谁给了他这个称号？他特在哪里？
当然，可能话也不要说绝了，应该有一些特级教师还像文化昆仑的。但我后来一统计，这些人既不是老得可以在语文界里呼风唤雨的此老或彼老，也不是年轻得像少壮派们有这个精力成天鼓捣着编高考复习资料的。（这两种人，我搞不懂现在为什么会惊人的相似。能够呼风唤雨的，据说有着三老情结，一定要做第四老或者第五老--原谅我大胆放言--而不管语文将走向何处，举着应试教育的大棒，今天指向东，全国语文教师就走向东；明天指向西，全国的语文教师就全走向西，否则你就不行，否则你就在语文圈子里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他们每天早晨起来，一般是打一会儿太极拳，然后走进书房，拿起《读者》或《报刊文摘》什么的。接着，他们走上阳台，给他心爱的君子兰洒点水。再接着，他们还可能会坐到书桌前，戴上眼镜，拿起毛笔，写上点可以叫做书法的东西--他们完全在做着颐养天年的事了。
（本文曾以节选的方式发表于若干年前的《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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