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如何与不支持自己的校长相处？ (教师随笔)

李镇西：如何与不支持自己的校长相处？ (教师随笔)

如何与“不支持自己”的校长相处？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说到最后就是人格的距离，其中胸襟便决定了我们人格境界的高下。斤斤计较于一些不平事，耿耿于怀于一些“整”过自己的人，在事业上无论如何是走不远的。作为教育者，更需要的是一种平和的心态，是一种宽阔的胸襟。

李老师：

曾经年轻的我在一个小山村教书，那时我教书的地方很小，比现在的学校要小好几倍，可能也是因为学校比较小，所以校长也没什么能力。当初我教书的时候，他曾因为对我教育方式的不满而跟我发生多次不愉快，压制了我很长一段时间。还好幸运的是，我从山里走了出来，到了大城市里一所比较出名的学校教书，现在的事业正是如火如荼。而我当年的校长，至今为止，仍然在那一个小山村里教书。我说这个并不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证明我的离开是正确的选择。

小伙子，看了你最近发表在某报的一篇谈成长经历的文章，我有些不安。

作为现在小有名气的青年教师，你的自豪我非常理解，而且我也很钦佩你的教育追求，甚至为你成长历程中为追求理想而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你在叙述你刚参加工作时，用了不小的篇幅说你先后经历的校长对你的“压制”以及你的“抗争”。你很单纯，我相信你在“控诉”这几位校长的时候，主观上并没有想过要贬低他们，你只尽量客观地讲事实，以展示自己的“不容易”而已。但是，你现在是有一定影响的教坛新秀了，别人看了你这篇文章会怎样想呢？噢，你现在功成名就了，那几个曾经压制你阻挠你的校长至今还在乡村学校，你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去傲视甚至蔑视他们了。而且，你说那几个校长当初如何“跋扈”如何“霸道”，都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也只能有你的一面之词，因为那些乡村校长不太可能和你一样有机会发表文章，用比较时尚的术语说，叫没有你现在拥有的“话语权”。你现在说的话媒体可以为你放大很多倍，扩散到很远很远，而他们的声音根本传不出小山村。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你这样说，实际上损害的是你的形象。

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要教会你“圆滑世故”，不是说句话写篇文章都要考虑别人如何想。其实，即使曾经压制过你的那几位校长不可能看到你的文章（对于身处偏僻乡村的他们来说，这种可能性很大很大），你也不该这样写。这不是文风问题，更不是处世方式问题，而是胸襟和境界的问题。

我不是说你说的那些校长没有错，我相信你说的都是事实，我相信那几个校长的确思想僵化，心胸狭隘，作风霸道--只是我不相信他们会有意“整”你。我表达的意思是，对你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何看待你曾经的曲折经历？如何对待那几位校长？这体现出你的是成熟程度，更考验着你的境界，而这种成熟和境界，将决定你最后能够走多远。

刚才我说了，我不相信校长会有意“整”你。的确如此，无论他们如你所说是多么“呆板可笑”、“嫉妒心特别强”，我都认为，一个校长还是希望学校好，还是希望年轻教师优秀--至少他们第一次和你见面，是不太可能就对你有什么成见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中的争论、摩擦乃至观念冲突是可能的。但我们不能动辄就把自己和校长的矛盾往道德上去靠，把校长想得那么“坏”。我也不否认的确有极个别的如同土皇帝一般的乡村校长，但你怎么连续调几所学校，都遇到“坏校长”，你的运气怎么就那么糟糕？这究竟是校长的原因，还是你的原因？我认为都有，但对年轻教师来说，还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我经常收到不少年轻老师的来信，诉说自己的苦恼--校长观念陈旧思想保守呀，理想不被校长理解呀，校长处处给自己设置障碍呀，等等。我想到我的经历。在我成长历程中，也经历过好几位校长，也曾有过“成长的烦恼”。这里，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

我最初参加工作的那几年，和你一样非常纯真，只想着把班带好，把课上好。我脑子里面有许多想法，身上洋溢着永不消退的热情：把学生带到大渡河边上作文课，语文课上给学生读小说，给作曲家谷建芬写信请她给我们“未来班”谱班歌，假期带着孩子全国各地去旅游，甚至还和学生一起去原始森林探险……校长一方面赞赏我的工作干劲，同时也提醒我不要“太理想化”，还有个副校长甚至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不要和学生太随便了，要注意你毕竟是老师！”开始还是好心地劝说，因为我很固执，所以后来便发展为面对面的冲突。

有一次半期考试，学校为了防止作弊，要求每班都安排一半学生到另一个年级的教室里去考试，即所谓“混班交叉考试”。但我坚决不从，我觉得我班学生早就可以不需要监考老师而实行无监督考试了，如果我按学校的要求做，那简直是对我班学生的不信任甚至侮辱！我和校长吵了一架，硬是没有让我班一个学生到外班去考试--也就是说，那次考试，只有我班学生是整整齐齐坐在本班教室考试的！

不能说我当时没有委屈感，但过后我冷静一想，校长和我的冲突，并不是校长要和我这个人过不去，而是认识上的分歧：校长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防止作弊，而我则首先想到的是相信学生并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而且，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说到底还是因为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作为一校之长，校长更多的是考虑全校的考试秩序，考虑如何防止大面积作弊现象的出现；而我作为一个班主任，则只考虑我班上的学生的童心如何不受伤害。这事如果放到现在，我会服从学校大局的，同时我会给学生解释，学校这样做是统一部署，而不是对我班同学不信任；事后我也会认真地向校长阐述我的想法：不能因为极少数人作弊，就不信任绝大多数学生；要尽量避免在防止个别人作弊的时候，伤害大多数学生的童心；有时候信任学生恰恰是防止作弊的方式之一。放弃和校长正面冲突而和他多沟通，我这样做不是圆滑，而是真正的理智和成熟。

类似的冲突还有很多，现在想来，正是这些冲突以及冲突后的反思，让我成长起来。前不久一位记者去采访乐山一中原老校长，老校长对记者说：“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李镇西，就像《亮剑》中的李云龙一样，优点突出，缺点也不少。让我又爱又气！”说实话，当初我是恨过老校长的，但现在我发自内心地感谢老校长对我的一次次敲打。

后来我调到省城一所中学，也和校长发生不少冲突。比如，我带班一直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所以特别不接受学校要求班主任时时“到场”守着学生；又如我的作文教学提倡教会学生修改作文，因此自己经常不批改作文……这些“改革”举措会遭遇学校管理层怎样的批评可想而知。但我那时候已经比在乐山一中成熟多了，我比较能够理解校长的难处--如果他“放纵”了我，也许真有本来就不负责任的老师就会钻空子，打着“改革”的旗号放任学生自流。所以，我没有埋怨校长不理解我，而是做出了成绩，让校长放心，并给我“特殊政策”允许我进行“教改实验”。我真感谢校长！不过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特殊支持”是我的成熟和成绩赢得的。那年带高三，我班的高考成绩可以说是异常辉煌。试想一想，如果我一开始就和校长吵架，同时我的工作成绩一塌糊涂，那校长是永远也不可能支持我的。

用一般人的眼光看，这位校长后来挺“对不起”我的--当然，也有人认为是我“对不起”他。主要是在那所学校工作六年半之后，我因故要求调离学校，而校长坚决不放人。但经过一番“挣扎”，我最后还是离开了他。他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以前他对我的所有欣赏，都变成了对我的鄙视。他在不同场合说了一些比如“人品很差”之类对我很有伤害的话。但我始终保持沉默，至今没有说过一句他的不是。

我总是这样想，不管怎么说，他是有恩于我的，是他把我从小地方调进省城，给我一个更开阔的发展空间，我没有理由恨他。他的年龄，他的经历，他特定时代所受教育给他的观念，都决定了他必然把我当作他的“私有财产”，认为我应该终身效命于他；而我一旦要求调离，他自然认为我“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气愤之中，说一些难听的话，我完全理解。

因此，虽然他后来很长时间根本不理我，我照样在每个元旦前夕给他发贺年卡，每次我出版了新书都给他送去--尽管每次他都不那么热情让我很尴尬。每当听到有人给我转述他说我的坏话，我总是想他曾经给我的支持，想我第一次到学校时候他亲自抱着我的行李包一步一步走上五楼休息室的情景；我总是抱着一个信念：老校长毕竟是一个好人，他总有一天会理解我并原谅我的！

果然，十多年后的一天，他突然来电话向我问好，听着他的声音，我有些激动，声音发颤：“老校长，谢谢您的宽容！您多保重身体！”那以后好几天我心情都特别舒畅，因为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恨我的人，何况这个人是我事业的恩人！

其实，我的经历中也的确遇到过个别曾经给我小鞋的领导，但我依然感谢他，因为正是有了他对我另一种意义的磨砺，我的性格才会更加坚韧，我才会有了今天的一些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谢折磨你的人”这句话真是有道理的。

“只有大胸襟，能够做大事业！”我想到了我的导师朱永新老师这句话。朱永新老师作为现在国内知名度极高的教育专家，以他的个人魅力和教育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教育者；同时，他又是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在旁人看来，他的事业无疑是很成功的。但我认为，朱老师首先是做人的成功--而在他的做人之道中，最重要的是他胸襟博大。

在苏州大学读博的时候，我就从师兄的口中了解到，朱老师的豁达大度是他所有的同事和学生都很佩服的。他不是没有遇到过挫折和刁难，但正是这些挫折和刁难拓展了他的胸襟。他做教务处长的时候虽然把苏州大学教务处建设成为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教务处，受到教育部的表彰，但是有人不理解他、不支持他，甚至还打击他，但是他不但没有与这些人发生过冲突，反而这些人最终成为了他的好朋友。

当年评副教授的时候，尽管朱老师学术成果显赫，但因为年轻，所以被一位信奉“论资排辈”的领导压制，坚决不同意破格聘任朱永新为副教授。几年后，这个领导“倒霉”了，“下课”了；有人来向朱老师调查那人的情况，朱老师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说那人的好话。

后来，朱老师还专门到那人的家里去看望他，安慰他，让他非常感动。朱老师就是以这样宽阔的胸襟赢得了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由衷尊敬，他的新教育事业因此而越来越兴旺。朱永新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要学会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而做人首先要学会与人相处，要与人为善，要豁达大度，要以德报怨，你最终才能有所成就。”

听我啰嗦了这么多，不知你是否有所共鸣。你换一种眼光，重新看你在文中所“控诉”的那几个校长，可能会有新的感受。作为一个男子汉，你要尽可能善待一切人，包括忍受各种委屈，须知男人的胸襟就是被各种委屈撑大的。

我不是说无原则的逆来顺受--如果真的事关原则，那还得按规则办，包括通过法律解决；问题是，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原则问题”？很多时候，事情的大小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决定的。

现在很多看来令自己咬牙切齿、让我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的人和事，再过五十年，当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再看，真的是微不足道，如烟如风而已。我越来越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说到最后就是人格的距离，其中胸襟便决定了我们人格境界的高下。斤斤计较于一些不平事，耿耿于怀于一些“整”过自己的人，在事业上无论如何是走不远的。

教育需要一种平和的心态，教育者需要一种宽阔的胸襟。我特别喜欢苏东坡的《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从容闲适，“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豪迈恬淡，应该成为我们教师的常态。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