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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唐代怀乡思亲诗兴盛的原因(教师中心稿)
董寒宇
“春风夏雨秋月夜，唐诗宋词汉文章”，就文学成就而言，诗歌无疑是唐代最繁盛的文学样式，而且内容广泛，情真意切。在中国历朝各代，唐代无疑也是诗歌发展的最鼎盛期。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而思乡诗正是这些作品中“能感动激发人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
我国诗歌源远流长，作为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思乡诗从一开始就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反映出来。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最早的当数《诗经》中关于战争和王事的乡愁。《陟怙》写一个服役远征的士卒思念父母兄长的心情，愁肠百结，情意深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人民对黩武战争的不满情绪。《东山》写一个战士服役期满，还乡途中想象家中荒凉残破的景象和夫妻团聚后的幸福情景，委曲周到，凄婉动人，表达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是一篇艺术性较高的作品。王祯在《渔洋诗话》中说它“写闺阁之致，远归之情，遂为六朝唐人之祖。”
西汉武帝时为联合乌孙国抗击匈奴，以宗室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下嫁昆莫。离家万里，而昆莫又老，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很难适应，因此而作《悲愁歌》，抒发自己远嫁异域的哀伤和怀念故土的忧思。
东汉末年，思亲诗在诗坛上占比较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是社会动乱，战争频仍，征人背井离乡，百姓流离失所。王赞的《杂诗》“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生动地表现了一个久在戍边的战士怀乡思归的心情，而王粲的“荆蛮非吾乡”则以荒凉的笔调倾诉了时代给诗人心灵上造成的忧伤和痛苦。蔡琰的《悲愤诗》则把一个流落异域，无时不在思念故土、亲人的诗人的强烈感情淋漓尽致地诉诸于笔端：“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梁陈时代多浮艳诗风，但是北周以后，出于政治原因，一些诗人的怀亲诗也以苍凉刚劲的诗风表现了出来。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这样说：“《重别周尚书》云：‘阳关万里路，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唐人绝句，皆效仿之。”把庾信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通过人雁对比，抒发了自己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南归无望，人不如雁的感慨。
薛道衡的《人日思归》把他推上了隋代思乡诗的至尊宝座。诗曰：“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诗人抓住“雁后”“花前”这些形象事物，深刻地写出自己思念故乡，急切思归的心情，委婉含蓄，颇近唐人五绝。
唐代是我国思乡怀亲诗最兴盛的朝代。它以数量之多，质量之高，独领历朝各代思乡怀亲诗之风骚。翻开《全唐诗》，在每位诗人的名下都可以找到质量上乘的思乡怀亲诗，或是缠绵哀怨，或是悲苦忧伤，还有的深沉感慨，大都情真意切，凄苦感人。
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曾几度出塞，久居幕府，对边疆的生活十分了解。一方面，他描写边塞的壮丽风光，另一方面，他控诉唐政府的穷兵黩武，抒写边塞战士的思乡怀亲之情。见到东去的渭水，想到远在秦川的故乡亲人：“渭水东流去，何时到澭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渭水思秦川》）诗人用凭添两行眼泪，随水流向故园，来表达自己思念故乡的情愫，形象而又深刻。
因政被贬，远居边荒，因之而成的思乡怀亲诗在唐代思乡诗中占很大部分，也因此造就了一大批诗人。沈佺期、宋之问在初唐诗坛上起初是以宫廷诗出名的，内容空洞，形式华丽。但是在离开宫廷流放以后，则显出悲凉苍劲的味道，特别是怀亲诗。如：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沈佺期《杂诗》
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北去衡阳二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宋之问《登逍遥楼》
前者写思妇的哀怨，内含反对黩武之意，后者写流放的感情，回荡着万事俱备的悲意，桂州北距衡阳二千余里，想托鸿雁捎封家书亦不可得，其思乡之苦，不言而喻。
此外，吕温因出使怀乡而写的《吐番别馆月夜》，孟郊因求仕而客居他乡而作的《渭上思归》以及久在官位而不能归家，因之而成思乡诗比比皆是。唐代思乡诗走上了最高峰。
到了宋代，词得到了高度发展和繁荣。在宋人笔下，往往比较重大的题材才用诗去写，而怀乡思亲之类的充满感情的大都用词来抒写。因此，尽管宋代诗的数量比唐代高出几乎两倍，但怀乡思亲诗却远不及唐朝。
宋朝著名的怀乡思亲诗大多是政治家所写。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时常有被冷落遭贬谪的时候。这时的诗往往流露出对家中亲人的思念，对故乡思念的情绪。欧阳修的《宿云梦馆》流露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则是在新法推选过程中遭到种种责难和攻击，而对政治生出厌倦之情，思乡情绪逐渐增长时写出的一首诗。
明清两代，诗歌处于衰落状态，但是思乡诗比宋代都有所发展，而且富有特色，深切感人。王间《赠吴之山》诗：“看君已做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沈德潜评论说：“其声凄以哀。”金城的《江行》“十年足迹浑无定，莫更逢人问故乡。”不问故乡，而乡思更觉凄苦。袁凯《客中夜生》：“落叶萧萧江水长，故园归路更茫茫。一声新雁三更雨，何处行人不断肠。”落叶萧萧，触动诗人归思，但归路茫茫，回归无望，夜雨声中，又传来一声雁叫，更使诗人愁肠欲断，归思难收。
黄景仁《别老母》：“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则更让人感到凄凉、沉痛。
中国历史上各朝历代，怀乡思亲诗之所以都感人至深，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的。
（二）
中国历朝历代的思乡怀亲诗之所以如此丰富，是与传统的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而国，投身政治是士人自我实现的必由之路。不仅功名之人，农工商兵等各种人，因各种原因事由都免不了要求远游，远游暗伏着可能的曲折和阻碍。中国人陷入游的困境，处于漂泊的状态，其情感的反应定式一般是怀乡思亲。农业社会的安乐庭院，老幼井然的家庭秩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的伦理温情，从生活方式到观念形态，中国人的家都有很重要的地位。对漂泊的游子，家是最值得思念之处。是最大的心灵安慰。
中国文化强调“和”为贵。但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扩充疆域却提倡奖励耕战，军功重赏。在功名的刺激下，发挥出了战士雄风：“岂曰无衣，与子同胞。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秦风无衣》)由此而始，功名和乡愁就构成了中国人战争心态的两极，对待战争的情感意绪就在这两极中反复波动。《乐府诗集》所收《陇头水》一题，其基本主题有二：一是从军去乡之思，一是报君赴国难气节。唐代是中国文化把战争的荣誉抬得最高的时代。在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形成从军热。如陈子昂、杨炯、高适、李白、王昌龄、李益等。包括在人们的印象中很反战的杜甫也受时代潮流的感染：“男儿生此间，及壮当封侯……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 “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后出塞》)
但是就是在这些壮怀激烈的人自己身上，也同时还存在有既深且厚的乡愁和思妇之怨：
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陈子昂《感遇其三》
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高适《蓟门五首》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李白《子夜吴歌》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别离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王昌龄《从军行》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李益《受降城闻笛》
战争的激情由功名激起，是治国平天下之一途，有儒家自我实现理想的基础，也有“家庭伦理”支持，“扬身之名，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但战争对士人毕竟是一条冒险的功名之路，“年年战骨埋荒外”，“一将功成万骨枯”，而且并非都能成功。对百姓和一般军士而言，则更多的是苦难。如果说，初、盛唐战争文学的主调偏在功名一极，那么，中、晚唐的主调，则转为偏在乡愁这一极了。乡愁比起功名来，有更深更厚的文化基础，在以伦理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中，文化情感对战争的反映必然是一种乡愁的主调，这种主调不仅有普遍的民众基础，也是普遍的士人的意识。特别是功勋未立的有志者，这种乡愁意识更令人不堪。进不能进：始终未能解除外敌威胁，功名未成；回不能回：回，作为有志者，也应是凯歌归朝，衣锦还乡，无功而还，有辱脸面。不仅是客观原因（命令）不能回，主观上，自己也不愿就这样回。情感与理智，愿望与责任，常人之情与荣誉之心交汇成一种深沉的乡愁，以乡愁之心观物，物也皆染上乡愁。如果再是在秋天，草本繁响，万物凋零，大雁南飞，和着悲凉的号角，借酒浇愁的时候，乡愁是令人不堪的。这种不堪反映在文化上，便是边塞诗中的怀乡思亲部分。
（三）
由羁旅他乡感怀而作也是思乡怀亲诗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
羁旅是多类型的。大而言之，有事游，宦游，客游。
事游，一般为不情愿的。岑参《逢入京使》可以作为事游的一个代表。这是《诗经》因王事、行役离家远行而怀乡思亲诗的继续。这种事游的乡愁两千年来从未消失过。
故国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这种思乡之苦，情绪的悲愁哀伤，只有遇到入京使者，并托使者给家中带个平安口信时，才得以稍稍平复，而以此显示出的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以及无可奈何之情，却跃然纸上。
客游，即为游而游。这种游，好象无目的，其实有目的。孟子说，修身要养浩然之气。这种气，不仅要在家里养，而且要到外面去养。一向信奉儒家文化的中国士人，对圣人、亚圣一向是信而不疑的，再加上后代人的注释、详解，扩而广之，更为士人们走出家门，推波助澜。他们信奉有志之人，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唐代，游历是取得声望的普遍方式。李白就是先游成都、峨眉，又“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出川到洞庭、湘水，再经江夏、金陵到扬州，再转入吴越，复回江夏，到安陆，认识许多名人，自己也有了很大名声，才开始找人引荐自己，以投身政治，治国平天下。杜甫也是先后到吴越、齐赵作了数十年的漫游，才到长安参加考试并向达官贵人投递诗篇，以求引见。这种游就其实质来讲还是宦游的一部分。这种宦游，具有更多的豪气，更能表达儒家思想在人们心灵中的深度：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高适《别韦参军》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当然这更多的是读书人的主观愿望，客观现实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入仕从政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杜甫、高适、李白到长安后都是一再碰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负志而往，受阻而悲”。进，不能在政治上结成新的君臣关系，归，也有很多阻碍，一腔犹豫心情。男儿是应当治国平天下的。羁旅在外，有很重的乡愁，但不仅仅是乡愁，只是因为在困苦之中，心灵中能够出现的温暖，往往是昔日家中的温暖。李白的《静夜思》便在这种境况下出台了。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当时李白25岁出川，东游淮扬，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余万，竟至囊箧空虚，又得了一场大病，躺在客店里，见明月而思故乡。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评说：“前两句，取喻殊新，后两句，在举头低头俄顷之间，顿生乡思。良似故乡之念，久蘊怀中，偶见床前明月，一触即发，正见其乡心之切……”
由未仕不遇而羁旅他乡，是不同于上述宦游的另一种方式，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
唐承隋制，采取科举制度，普遍地吸收中下层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并以诗赋取士，在京城、州、县广设学校，作为知识分子在应举前学习的地方。唐代帝王，自唐太宗以来，即重视文学，爱好诗歌，先后设立文学、弘文两馆，招延学士，其中都是当时著名的作者或诗人，他自己也喜欢作诗，并和诗人们唱和。受他的影响，唐代多数的帝王如唐高宗（李治）、武则天和唐玄宗，以及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和唐文宗（李昂）等，都有着类似的作法。据史书记载，白居易死时，唐宣宗（李忱）还亲自作诗吊他，对他加以赞扬。由于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提倡和对诗人的重视，并在制度上规定以诗赋取士，甚至有一个时期明确规定“非进士科不得入宰相位”，这就必然会吸引大批的仕人来走科举这条道路。
但是，唐代科举名目繁多，随时不同，其中明经一科规定“试文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因此，不负责任之主司，便不难徇情作弊。
在唐代科举名目中，进士为最。“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大抵录取进士之数，平均每年总不过三十，故当时人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通典选举三》）
从客观方面说，人情都贵难而贱易，社会上当然轻视明经等名目，同时，进士所习能适应于上层工作，仕途上应易于进展，从主观方面说，人如果志气低下，不肯奋斗，就会相继走向明经类一途，反之，志趣高尚者，则虽在寒门，亦必力争上游，不甘落后。大多中下层地主阶级都希望通过科举走向仕途，因此他们大多志向远大，而且志趣高远，大多涌向了进士科一途，犹如万马千军共过独木桥，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并且和其他王朝一样，唐代也处在封建时代，政治大多为反动势力所把持、笼罩。主司常被他们支配，因此，中进士的大部分是膏粱子弟，“六年崔瑶知贡举，牓出率皆权豪子弟”，（语林三）“又咸通中以前中，孔数家凭势力，每岁主司为其所制”，（语林三）“职是之故，当时进士名额被旧族、公卿子弟占去不少，其著者，风阁王（易从）家自武后主大中朝有进士十八人”，（旧唐书一七八）“范阳卢氏自兴元元年甲子起，至乾符二年乙未止，除停举二年外，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语林四)，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寒门力争上进与权臣主掌职权决定了大批求仕仕人不能被录取。但是他们并不承认这种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仍在年复一年地攻读考试。久而久之，盘费耗尽，或是流落街头，或是病倒客栈，因景生情，感物有思，笔端蹒跚出的大多是由思乡而感失意的诗篇。
戎昱《长安秋夕》中秋夕个人寂寞愁闷的心境与自己梦中回家乐趣的描写表现出了诗人羁旅长安时的凄凉处境和思念故乡的心情。
八月更漏长，愁人起常早。闭门寂无事，满院生秋草。昨宵西窗梦，梦入荆南道。远客归去来，在家贫亦好。
孟郊在进士及第前，也长期客居长安。在这其间，他曾写过《渭上思归》，其后两句“家在吴楚乡，旧寄东南坡”，与岑参“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同一感慨。
在这类人中，顾非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全唐诗》说顾非熊困举场三十年，到穆宗长庆中才登进士第。《秋夜长安病后作》就表现诗人困居长安，思归故里的寂寞心情：
秋中帝里经旬雨，晴后蝉声更不闻。牢落闲庭新病起，故乡南去雁成群。
(四)
唐代之所以是一个多民族的疆域广大的国家，与它的拓边战争紧密相连。刚一建国，唐太宗就与周边的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展开了战争，后来又伐高丽，使边地的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爆发，人民更是家无宁日，到处奔波流浪，社会经济出现了不景气的现象。自唐代开国以来，一个半世纪中所建设起来的社会文化基础也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摧残，出现了“白骨成丘山”“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惨状，特别是唐末，李唐王朝在内外关系上都出现了深刻的矛盾。中央政权与割据一方的藩镇政权既形成对抗的局势，不断发生战争，藩镇与藩镇之间也时常发生互相兼并、互相侵夺的军阀混战，唐朝和西北、西南各民族也不时发生战争。中央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极复杂的斗争。中央和地方，皇室和宦官，新旧官僚为了巩固各自的权力，争夺各自的利益，都必须加强对人民特别是对农民的剥削和榨取，以供应他们浩繁的军费和奢侈享乐生活的开支，从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复杂，于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特别是874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把革命战争推向了最高潮，883年，朱温起义反唐，又把黄巢赶出了长安。
综观历史，整个唐代社会战火未熄，诗人们为躲避战乱，到处奔波，亲人离散，天各一方。这也是怀乡思亲诗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唐肃宗乾元二年，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杜甫在秦州怀念战火中的家乡和远在山东各地的几个弟弟，写下的著名的《月下忆舍弟》一诗：“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表达了诗人对家乡、兄弟的深切思念和无限忧虑之情。《春江夕望》是卢纶为躲避安史之乱而客居湖南时写的：“洞庭芳草遍，楚客莫思归。经难人空老，逢春雁归飞。东西兄弟远，存没友朋稀。独立还垂泪，天南一布衣。”首联说春天已到洞庭，自己可不要想家。口中说“莫思归”，实际上诗人归思正切。中间四句写战乱中诗人的不幸遭遇：功业无成，有家难归，兄弟离散，故人日稀。字里行间隐含着无限的悲愤和哀伤。最后两句诗人独立天南，望乡垂泪，形象鲜明感人。
(五)
由于唐代社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因此，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也日趋复杂，发展到一定阶段，冲突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于是党派之争也端倪毕现。随之而起的官场升沉也空前明显。贬谪诗也堂而皇之地占据了诗坛很重的一块地盘。
贬谪诗一般表达对人生遭遇和个体生命的感怀悲叹，其中的悲伤意绪很大一部分表现为浓郁强烈的思乡怀归之情，以乡国的真挚怀恋，对人生终极归宿的殷切向往，进一步染浓了贬谪这块主悲主怒领地的悲剧气息。
江人授衣晚，十月始闻砧。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白居易《江楼闻砧》
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柳宗元《零陵早春》
旅情偏在夜，乡思岂惟秋？每羡朝宗水，门前尽日流。――刘禹锡《南中书来》
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如何连晓语，只是说故乡。――韩愈《宿龙宫滩》
朝结故乡念，暮作空堂寝。梦别泪亦流，啼痕暗横枕。――元稹《遣病十首》其十
在这里，故乡成了贬谪诗人唯一可以慰藉受伤心灵的处所，也成了他们无比怀念执着追求的永恒目标。而从本质上讲，对故乡的思念盼望则源于人类根深蒂固的安全感、依附感为主要特征的归属需要。西方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个需要层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是中国古代文人这里又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他们的需要大都集中在第三和第五两个层次。亦即爱和归属层次与人的自我实现层次。在这两个层次中，其发生顺序往往是前者在后，后者在前；后者是古代文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和境界，前者则是他们追求不到这种目标和境界后的必然归宿，也就是说，他们首先需要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情爱以及为自己设想退路的归宿之类的东西，而是以入世精神为主的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这种需要在历经坎坷仍难以实现或身心遭受重大打击时，他们便不得已走上了一条颠踬困顿中渴望情爱的慰藉和寻求家园感的路途，所谓“涉世艰险，故愿还故乡。故乡者，本性同原之善也。”
“本性同原之善”无疑是故乡最深刻的内涵。它意味着稳定幸福，意味着纯朴无邪，一句话，它意味着真善美。所以，身经生命的沉沦，在被抛弃、被拘囚的生涯中度日如年的贬谪诗人，便不能不对故乡产生永恒的忆念和向往。对他们而言，故乡犹如一副强效应的镇静剂，可以消释横亘心头的诸多块垒，是故乡，唤起了他们心灵深处最美好的回忆，在对故乡的意念中，他们又仿佛回到了那单纯无邪的童年世界，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身心的创伤得到了暂时的平复，精神的空虚得到了刹那的充实，在这里，故乡成了他们终极的归宿地，而对故乡的每次思怀，都增加了他们一次极度愉悦的体验。贬谪诗人不仅乐于重复对故乡的怀念，而且在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之后，那些有哪怕一点的外界触动，也会使他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魂一夕而九逝。天空过往的飞鸟，会使他们由物及人，生发出“郁郁何郁郁，长安远如日，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刘禹锡《谪居悼往二首》其二）的深切感怀；映入眼帘的景色会使他们由此及彼，在相似性的联想中，辨别出“其奈山猿江上叫，故乡无此断肠声”（白居易《答春》）的细微差别，甚至听到一声黄鹂的鸣叫，他们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生出对乡关的无限思念：“倦闻子规朝暮声，不意忽有黄鹂鸣。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柳宗元《闻黄鹂》）宋人胡仔评此诗谓：“其感物怀土，不尽人意，备见于两句中，不在多也。”可谓一语中的。
然而，思乡怀归在本质上却是一种源于痛苦又导向痛苦的心理活动。它在使人得到的满足之后，又很快将人拖入沉重失望的深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贬谪诗人的内心正经历着一种剧烈的悲剧性冲突：一方面，是严酷的现实、心理的苦闷直接促成了他们常有的怀乡情思，另一方面，又是这怀乡情思越发加剧了他们重新面对现实时的心理苦闷；一方面，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故乡是回不去的，思归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他们又绝难打消怀乡思归的念头，而是越痛苦，便越思恋，越难回，应越想回。“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于是，贬谪诗人便不能不怀着这种悲剧性的心理，既借诗遣兴，又承受凄凉，为我们展示了一幕幕登高望远那极度悲伤的场景。
登高望远是贬谪诗人表述思乡怀归之情的突出特点，也是其悲伤借以抒发的最佳方式。刘禹锡在诗中这样说道：
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殷情望归路，无雨即登山。――《谪居悼往二首》其二
楚野花多思，南禽声例哀，殷勤最高顶，闲却望乡来。――《题标隐寺》
“无雨即登山”“闲却望乡来”足见其思乡情怀之浓烈，登高望远之频繁。登高是为了望远，要望远必须登高，望远，是因为难以归去。正因为难归，所以才要借远望以当归。然而望远又怎么可以当归？“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愁”（沈约《临高台》）登高之后，举目远望，四野茫茫，故乡邈邈，兴发思虑，震荡心灵，岂不越发加剧了人的乡愁？所以，“囊括古来众作，团词以蔽，不外乎登高望远，每足使有愁者添愁，无愁者生愁。”而且就贬谪诗人来说，由于长久被抛弃，被拘办的现实境遇，自然使得的愁情较一般人更加浓烈。
据粗略统计，元和之前的贬谪诗人约有90人左右，其中贬谪作品达10首以上者，就有10数人。这些作品中思乡怀归几乎形成了一个恒定主题，弥漫不散，化解不开，反复致意，一再咏叹。
（六）
在唐代的怀乡思亲诗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出使外族被扣留不得回还而作的。他们身在异邦，思念家乡亲人，急欲回归却不得实现。为了抒发胸中愤懑，便借诗歌来渲泻。张悦，武则天时应诏对策第一，授左补阙，擢风客舍人。在此任中，曾两次出使西川。在此期间，写有《蜀道后期》：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秋风不相待，先到洛阳城。这首诗写诗人出使西川，急欲回归，但诗人不说自己未能按预定期限归来，却说秋风不肯相待，先到洛阳，正所谓“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吕温在贞观末年，以侍御史身份出使吐蕃，被拘留国别馆一年有余，至元和元年，才被放还。他的《吐蕃别馆月夜》写于此期间：“三五穷荒月，还应照北堂，回身向暗卧，不忍见圆光。”诗人身在异邦，思念家乡亲人，看到月圆，就感到无限悲伤。因此，十五的夜晚，躺在别馆里，怕看到月光，就转而向暗处。表现了诗人滞留异国，不能与家人团聚的痛苦心情。
这一部分诗在思乡怀亲诗中占的比重很少。
总之，唐代思乡怀亲诗兴盛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它与文学发展的形式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密切相关；一方面，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有联系，另一方面，还与诗人的思想有着密切相关。思乡怀亲诗，作为唐诗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去探索、研究，让人们享受着其他任何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书目］
①《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②《唐史》中华书局出版社
③《旧唐书》[后晋]沈昫等 中华书局
④《全唐诗》中华书局出版社
⑤《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
⑥《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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