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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作文,先学做人--浅谈新课程标准下的作文教学(网友来稿)
江阴市征存中学 顾炳德 214400
语文教育的任务是什么?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认为,语文教育一是给学生真、善、美的熏陶和教育,二是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三是让学生掌握恰到好处的语文能力和知识。
在语文教育的大讨论中,作文教学中的问题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此次课程改革,明确提出加强写作与生活的联系,重观察、重思考、重真情实感,要求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不说假话、空话。鼓励想象和幻想,鼓励有创意的表达。提倡多写观察日记、生活笔记、书信和随感。重在激发学生练笔的兴趣,在具体要求上,不再从中心、条理等方面提过高的要求,而是注重培养学生初步的、实用的书面表达能力。要求多角度地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捕捉事物的特征,力求有创意地表达。
要学作文,先学做人。
许多青少年轻松愉快、一气呵成写就的日记或书信,用文学的标准看就是一篇不错的散文。但他们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时,情形却变了,内心的苦思冥想不是互相打架就是顾此失彼,曾经轻松的笔顿时重得难以下手。这时候,写作差不多成为一种苦役。
这种反差之所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大原因是第一种写作心灵处于自由的状态,第二种则是戴着手铐脚镣。这不难理解。日记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性情所致,喜悲怒骂,可以尽情地描述与抒发;书信起码也是有话要说,而且没有立意的制约,所以也自由。而后一种写作是要交给老师看的,他的评价与学习成绩息息相关,所以要有所收敛,中规中矩。
问题是,许多老师对作文的要求是违背科学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唯理,就是不相信和排斥人对生命的体验与感受,认为只有理性才是高尚可靠的。这种用理性压制感性的做法,与唯物主义重视实践和感性背道而驰,把丰富多彩的生活打压得只剩下瘦巴巴的几根骨头,使记叙文、随笔等充斥空洞的说教,为了迎合这种说教,有时不得不去扭曲生活。唯理论强迫着学生漠视人的复杂性和生活的丰富多彩,不仅妨碍他们学会体验和挖掘生活,也窒息了他们身上的艺术细胞。目前严峻的现实是,私情私语因为违忤老师的意志,学生们只好隐瞒,唯理的方法是因为老师喜欢,他们只能无中生有。抛弃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用瞒和骗的手段写作,生产出来的只能是广受批评的“新八股”、“假话”和“贫血”作文。
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就以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博采众长,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另辟蹊径,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创立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创造教育”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他的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标志着一个教育新时代的到来。宋庆龄赞誉他为“万世师表”,郭沫若称“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江泽民同志曾题词:“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的那些富有人民教育思想的真知灼见,真正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精神实质。
我们进行教育改革,推行素质教育,首先要弄明白教育的目的。陶行知先生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一语中的,“教人求真”即学到的是真知识;“学做真人”即做有道德的新人,注重和谐发展,这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要学作文,必先学会做人。要写出有真情实感的作文,必先学做有真情实感的人。
作文的真实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材料的真实,一是表情达意的真实。材料的真实是说所写材料与生活中的人、事、景、物一致。表情达意的真实就是作文中的“情”“意”与心中所想一致。两种真实是有区别的。材料的虚假是虚构,表情达意的虚假则是虚伪。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虚构是允许的,虚伪是应该坚决杜绝的。
文章的真伪在于表情达意。表情达意的真实就是要讲真话。巴金说过,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文章是抒写性灵之物,主要就在于把自己内心真实的精神活动展示出来,与别人交流,不真实即失去了交流的基础,因此,这表的“情”达的“意”绝对假不得。
应试教育受升学压力的影响,学生成了学习的机器,已经根深蒂固,实现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必须更新教育观念。陶行知先生作为一位旧时代的教育家,早在半个世纪前已经认识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是民族自杀的口号。我们要想创造新民族,只能提倡科学的看,科学的说,科学的听,科学的动!”他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旧教育的弊端:“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高分低能,毫无创造力。他竭力反对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传统教育,要把死教育变成活教育,使学生的天性得到尽情发挥,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因此,我们的教育必须真正联系实际,面向社会,走出课堂,走进生活,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自己去看、自己去听、自己去说、自己去做。可事实上,我们却是经常要求学生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狭小的校舍、死板的教科书,把学生的视野局限在非常狭窄天地里。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书呆子是什么?
陶行知主张解放小孩的嘴,让他们自己去说。小孩子有问题要准许他们问,从问题的解答里,可以增进他们的知识。陶先生说“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我从前写过一首诗,是发挥这个道理:‘发明千千万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可惜的是一些家长和教师不许孩子多说话,尤其不让孩子“异想天开”地问。小孩子得不到言论自由,特别是问的自由,怎么能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呢?“教是为了不教”,要想让学生学会,首先要让学生会学,教给他们学习方法才是他们一生的财富!
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自由的状态不仅是生产佳作的途径,而且使作文无比快乐。作文的快乐首先是心灵的快乐。虽然苦思冥想意味着伤脑筋,但对心灵而言,它不过是肉体的疲惫,这种疲惫伴随着人们发掘和表现自己,实际是快乐的附属品。
但许多老师对此满不在乎。他们固执地认为,自己写给自己的文字,写给他人的信件,即使激情洋溢,文采飞扬,也仅仅属于私情私语。作文与报刊发表的文章一样,是拿出来给人看给人念的,不能不把关,不能不讲思想影响。不写群众的道理,缺乏有益的教义,有什么价值可言呢?他们像故意要跟学生作对,看学生痛苦心情舒畅似的,把学生的作文一个接一个地放到唯理的床上,长的无情地锯掉,短的要使劲拉长。他们常常颠倒作文的好坏,把鲜花和掌声送给了“假、大、空”。
我们自己的阅读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之所以阅读小说、散文和随笔,是因为相对于纷繁广阔的世界和多姿多彩的人生,我们自己的经历、生活、思想、情感总是有限的,甚至微不足道。天性驱使我们要从别人那里接触、了解、感受这个世界,丰富自己的阅历。对于我们不知其所,不知其然的事物,我们也愿意听听别人怎么说,怎样想。对那些瘦损干瘪,千篇一律,了无生机的东西,我们本能地会予以拒绝,因为它不能提供给我们新鲜有意思的东西,使我们的阅读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作文如一面镜子,它能够反映作者做人的思想境界、品德情操。
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有二人是颇有“建树”,而周作人的文字虽好却难以流芳,这是为何?不会“做人”也!
司马迁忍辱写成《史记》可窥见其人格。
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苏东坡、关汉卿、蒲松龄哪一个不是有着凛然正气的文人,他们的人品比文品更高一档次。
康生的书法不错却令人不齿;码丽娅居里的人格魅力令爱因斯坦赞叹不已。
古今中外做人比作文更为重要。推而广之,做任何事首先要做个顶天立地的“人”。
作文如一面镜子,它能够反映作者做人的思想境界、品德情操。
作文是各种艺术的合成,它能够反映作者的文化底蕴、文学素养。
作文也是一种对作者做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感悟的反映。
辛笛在《人生》中说:“人生多种样/有人一生就做一个题目/有人是题目多于文字/有人一直是‘无题’/有人是做就做了没有想到题目/有人是不要题目而题目来了
我什么都不要说/更不说疲倦/我只想做一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能做多少就是多少/我只想立着像一方雕像/虽然沉默/可是他有美有力/由坚凝取得了永久。”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方针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就要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世界观教育,注重其道德情操的培养、陶冶,注重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逐步完善学生的人格。
要作好文章,首先要做一个正直、诚实、有道德、高气节、为人谦虚、爱憎分明的“好人”。
要做好新世纪的“文章”,必须做一个好的社会人,好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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