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举债赎校　跨国捐助柳暗花明

教师举债赎校　跨国捐助柳暗花明

                      南方周末     2003-08-29     江华 

    一所乡村小学的兴衰流转

    一场跨国捐助的花明柳暗

    2003年8月20日早上，河南鹿邑县穆店乡徐楼村小学校长宋乃贵敲响了上课钟声。徐楼小学秋季学期开学了。

    一年零三个月前的2002年4月，为了从个体户手中夺回学校的管理权，老师们发动了一个在中国农村学校中罕见的举动：全体学校老师鼎全体之力，倾全副身家，集体举债赎买学校。

    截至记者发稿，12名联合赎买学校的老师，仍然继续平均身负8340元的债务。

    村支书拿学校“抵账”

    从2001年底开始，徐楼村村支书的屁股后面就不得安生了--承建学校建设的两个个体户整天追着要账。

    1999年，是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关键一年，鹿邑县有关部门介绍，从1999年开始，各个乡“普九”工作加大力度，本来就不太富裕的乡村感受到的压力更大。

    为了早日让学校达标，徐楼村委向农民刚性集资。全村3300多亩地，85％的家庭悉数上缴了集资摊派，每亩65元。

    多年来，相关部门没有给学校一分钱的建设费用。徐楼鼎全村之力，建起了一个拥有8亩地、18间砖瓦房教室以及花园、操场的校园。

    建校舍的时候，村里先后找了两个包工头魏某和刘某，他们分别垫资盖了18间校舍，花了12万。

    教室盖好了，当包工头去村里要建筑款时，发现农民集资的巨额建校费已经“没了”。截止到目前，这些款项的去脉尚在未知之中。

    当地政府部门在调查中得知，村支书无奈之下，就想了办法：钱没有，把学校作价8万元“抵账”，卖给包工头魏某等人。

    教育部门的官员说，谁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卡车司机刘林加入竞争。2002年3月1日，刘“夺标”买到了学校。老师眼睁睁地看着集体的学校变成私有财产。刘林的妻子和侄媳妇、刘林的大哥等家人入驻学校，接管了学校。

    老师的抗争

    易主的学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严谨的校风校纪开始变样。

    刘林任新校长全面负责学校事务，但他除了收取每个学生100多元的杂费和书本费之外，没有对学校其他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

    “学校非常混乱，学生们打打闹闹，简直反了。”肖长军老师说，“孩子们到处跑，上课不认真听讲，种的鲜花也被践踏毁掉。”

    老师们说，原来校规严格，是想让孩子们习惯将来的文明社会，可刘林的管理像放羊一样。

    宋乃贵说，“我仅有的老师加班或全勤奖的福利也没有了，钱是新校长的。我说自己有胃病，离开了学校。”

    更要命的是，学生上缴了书本费后，学校没有及时地为孩子提供应有的练习册。一、二年级的学生本该有10本左右的练习册，但到手的只有4册；上完课后，学生根本没有作业可做。三、四、五年级的练习册，也只有三四本。

    学生家长对新校长不信任了。开学不到一个月，50多名小学生流失。

    鹿邑县一位官员承认说：“我们得知，刘林根本没有管理学校的经验。准确地说，村支书把学校卖给他，是害了孩子。”

    让老师抵制的导火索，因为一位老师讨要教师工具书而点燃。

    开学初，学校只给老师课本而没有工具书，老师找新校长索要的时候，新校长满口答应，但迟迟没有动静。4月初，颇感不便的老师再次向校长索要教案和教学资料时，发生了争执，新校长和老师争吵得面红耳赤。

    与此同时，老师们阅读的报纸，也因为新校长觉得支出太多而拒绝订阅。

    新校长宣布，可以不用公办教师教书，爱去哪儿让县里乡里安排，学校和乡教办脱钩，自己找老师。“他情愿把‘自己的学校’当做喂牛的牛圈。

    高价赎回学校

    2002年4月中旬，11个老师找到老校长宋乃贵，集体决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将学校赎买回来。

    老师们不断地找村支书，要求赎回学校。“我们像要账的个体户，几乎天天缠着说。”

    村民也反对学校被不懂教育的人管理：“学校是各家各户的钱盖的，不能成为个人的摇钱树。”

    村支书终于同意老师们的要求，他开出了高出刘林近一倍的赎买价格：10万元。

    “我们认了。”宋乃贵校长说。12个老师人均找钱8340元，各自想门道找钱。

    宋乃贵从老伴弟弟那里借3000元、老伴的妹妹2500元、女儿2000元；肖长军从两个儿子处借8000元；张永才老师从信用社贷款8000多元。张殿帮老师卖小麦3000斤，换回1500元，又借了妻妹的钱。

    2002年5月1日，老师们陆续来到乡里集市上，避开刘林，将巨款悉数交给村里。村会计给他们打了收据，根据老师和村子里签的“合同”，老师管理学校的期限是25年。

    老师们在合同里没有签订如何还掉债务的方式和如何赚取利润的条款。“我们只想把学校拿回来，别的什么都没有想。”2003年8月25日，一位老师解释。

    当天下午，刘林自动结束了学校的管理者身份。据参与“交易”的老师说：刘林从村子里拿回了买校款5.3万外，村子里又多给了1万元，他们收取的学生费用剩余部分，刘林也悉数拿走。

    2003年8月，记者核实买卖学校金额的时候，鹿邑县有关部门说，刘林买学校的价格和老师赎买学校的价格都是10万元。

    老师们否认了这种说法：“我们是当事人，应该清楚事实真相。”

    按老师的说法，学校一卖一赎，涨价近一倍。老师很高兴：学校复活了。

    “我们不指望学校出多少人才，我们指望徐楼的后代能少些新文盲。”宋乃贵说。

    随着学校的“赎买”成功，教学质量稳中有升，学生开始回流。在2003年秋季开学典礼上，学生已经增加到390多人。

    几十年来，从这所农村学校毕业的学生多达3000余人。尽管考上大学的只有9人，这已经让老师们感到自豪了。

    老师的赎买行为，在一些村民看来，像傻子一样。肖老师坦诚地说，我们不是纯洁高大的英雄，我们也有私心，“我们不出这笔钱，将会失去更多。”

    老师们为回到习惯的生活工作模式而舒了一口气，但每人接近5位数的债务，并没让他们舒心多少。

    两个新加坡人的支持

    其实，柳暗曾经花明。曾有一个机会能帮老师们卸下肩头的债务。

    2003年6月，新加坡一家华文报纸刊载了中国河南农村12名乡村老师举债赎校的“感人新闻”，辗转从北京传到了徐楼。

    新加坡的读者为中国农村教师的行为感动。两名善心人决定捐助人民币93581元，替中国教师还债，让这些不富裕的老师一心一意教书，改变徐楼孩子的命运。其中潘彦谚女士捐款人民币7万元，并请该报纸将善款直接转交给老师；陈先生决定捐款新加坡元5000元（合人民币23581元）。

    潘彦谚夫妇，都是新加坡南洋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夫妻俩平日生活朴素。2002年潘捐助100万人民币给甘肃省敦煌市七里镇南台堡村的朝翔春蕾小学，以及福建福安市康厝乡社洋村的春蕾希望小学。

    2003年7月8日，来自陈先生的善款2万多元人民币来到中国，宋乃贵们取到了现金。

    事情的发展却让老师们无法控制。他们朴素而“自私”的行为，因为新加坡媒体的报道，变得复杂起来。

    2003年7月上旬，在政府高层的重视下，省、市联合调查组前来调查，逐字逐句地核实报道的事实。

    “学校卖给个人和老师赎买学校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2003年8月25日，鹿邑县官员证实。

    8月初，老师们得到一个坏消息---有关部门告知新加坡方面，当地政府非常重视徐楼学校事件，能够“妥善解决”。

    既然能够解决，潘彦谚打消了资助老师还债的计划。在中国有关方面的引导下，将资金捐助给云南的乡村学校。

    徐楼，从2003年7月份以来，因为有关方面声称已“妥善解决”了问题，除了5000新加坡元的资助外，再也没有得到资助。

    善后处理

    2003年8月19日，按照上级指示，解决“徐楼学校老师负债赎买学校一事”的指令下达。“有关部门责成乡里解决。”鹿邑县参与处理此事的官员说。

    这天，老师们被要求和村支书签订一份欠款合同，即村子欠老师10万人民币。村支书告诉老师，村里没有钱，最好和乡里签。而老师们也集体决定拒签：村子应该给农民一个交代。

    老师们相信身上的债务不到25年就可以还完。“我们一定用好新加坡的2万多元钱，这些善钱不善用，是要招报应的。”肖长军说。他们不想把2万多元缴出去，也不想拿善款顶债。他们已经定货，准备买7台性能不错的电脑给学生用。

    2003年8月6日，农村信用社找贷款的张永才老师要贷款，张老师和信用社的人还吵了架。“人家说，再不还贷款，就扒房子抵。没有钱砖头也算数吧。”肖长军调侃说。

    8月25日当地官员坦率地对记者说，“我们没有很好利用这个好事--只要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老师和慈善人士做的都无可厚非。我们有些大惊小怪。”

    当地的一些官员认为，徐楼老师的做法应该肯定和表扬。

    “徐楼村委会不应该隐瞒上级部门私下出卖集体所有的学校，没有向当地党委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县教育局汇报。他们犯了错误。”参与调查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刘景帝说。

    穆店乡党委对徐楼村支书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县委责成乡党委、政府“妥善解决老师负债赎买”学校事件的善后工作。

    据鹿邑官方证实，穆店乡接到上级部门的解决方案后，乡党委书记已经抵押了自己的房产，贷款3万余元，积极筹措资金替老师还债，将学校收归集体。

    “不论如何，必须有个真实的交代。”一位当地官员对记者说，“也许老师赎买学校，在全国我们占了第一，但我不希望中国农村的学校步此后尘。”

    新加坡：潘彦谚的希望

    2003年8月25日下午4时。国际长途电话里，远在新加坡的潘彦谚女士声音哽咽，她承认自己哭了。潘女士20多年来，每年都要到中国数次。

    潘女士希望自己的善款直接下到学校手中。在她的经历中，曾经有一笔善款不知去向。“我没有能力帮助成年人，我只为孩子创造机会，我愿意我挣的钱从一个学校的地基开始，从它的改造和扩建开始，让钱花到实处我才开心。”

    “在中国和新加坡，比我有钱的满大街都是。”潘女士说，“我少吃20新加坡元的一餐饭，就是一个农村孩子一个学期接受教育的钱。我希望有钱人能够善待自己的财富。”

    潘女士非常关注河南当地政府的承诺，“我真心希望，老师举债的事件能够真正地解决。”“如果中国河南徐楼学校需要资助，我就会出钱帮助他们。”潘彦谚女士在给本报的传真文件中表达了她的执著。

    “我们希望悄悄地改变徐楼学校的现实，没有想到让政府承担什么。”8月26日，徐楼村小学的老师说。

    “我们希望为好心人立个纪念碑，让徐楼后代知道，徐楼人得到过异国的关注和帮助。”

    “现在所做的事情，面子都不重要，我们必须改变观念。”当地政府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发生在中国农村罕见的老师集体赎买学校的事件，等待一个扎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