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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京派文学
温儒敏
近年来，现代文学学术界对沈从文和“京派”都有较多的关注，评价也在提高。这是时代变化的结果：在以往比较政治化的年代里，对作家和文学现象的评论是非常讲究区分所谓“主流”与“支流”的。与时代变革特别是革命思潮联系紧密的作家作品，一般都会被置于文学史叙述框架的中心地位，而象沈从文和“京派”这些离社会变革的现实较远的所谓非主流文学，很自然就处于文学史叙述的边缘。这些年似乎又倒了一个“个”，那些原先处于“边缘”的作家格外引起注意，反而越来越转向中心了。这种转变一开始可能多少带有要“重新发现”和“矫枉过正”的色彩，也有其必然性。但真正比较健全的有学理性的研究，还是要超越为自己所倾慕的作家“争地位”的心态，实事求是，把作家作品放到文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中去考察，看他们到底在那些方面取得了文学的创新，从而比较客观地评价其得失与地位。这一讲我们重点介绍沈从文和京派小说，不只是因为他们属于所谓“边缘”作家，以前我们在专科阶段也关注不够，现在需要多讲一点；更希望通过对沈从文和京派的评论，了解这样一些重要的文学史现象，拓宽我们理解现代文学的视野。大家对沈从文的作品可能比较熟悉，我们不妨用更多的篇幅来欣赏，学习如何评论以他为代表的现代抒情体小说。下面，先介绍“京派”这一文学现象，接着我们了解一下沈从文的创作概况，最后，着重鉴赏《边城》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一，关于“京派”
把“京派”和“海派”当作不同的文学流派，是后来文学史家的研究工作。不过因为这两派所涉及的作家群的范围都比较大，各自的情况又都很复杂，不同于其他有结社有纲领而且倾向鲜明的派别，所以有些论者对于把“京派”看作流派，仍持谨慎的态度。但学术界多数意见还是认为，“京派”是大致可以视为一种流派的。
通常认为所谓“京派”，是指三十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要注意这个定义带有的时间和地域性，也有政治倾向性。这一文学派系的“命名”跟三十年代初发生于上海与北京两个城市作家之间的一场论争直接相关，当时双方互相攻击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的沈从文和上海的苏汶，后来又加进了鲁迅等人。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1一文，批评了那些主要在上海的新派的作家，指责他们对创作缺乏尊严感，有“玩票白相”的习气。稍后在《论海派》2一文中，他对上海某些文人作风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以轻蔑的口气指责他们是“名士才情”加上“商业竟卖”，并且把“旧礼拜六派”和所谓“感情主义的左倾”，统统都捆在一起，斥为“妨碍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海派”。与此同时，沈从文又标榜北京作家的“诚实与质朴”，主张要张扬文坛正气，破除“海派”的歪风。沈从文的批评大致代表了北方一些自由主义作家的立场：他们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左翼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以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都相当反感，而力图与此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上海的作家自然也有反驳。曾经追求过革命文艺，后来又倾向文学价值独立的苏汶，在《文人在上海》一文中就指出，所谓“上海气”其实就是现代的都市气，是现代机械文明传播的产物，相信必将还产生更广的影响。应当说，沈从文对所谓“海派”浮泛作风的批评不无中肯，但也有他的偏狭。所以后来鲁迅属文《“京派”与“海派”》，说“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3鲁迅似乎在各打五十大板，其实是从地域文化角度为两派文人“看病”，对当时文坛弊病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
其实所谓“京”“海”之争，不甚明了，多少也有文人的意气和派性在里边。不过，论争除了显现文学观上的不同，也确实反映出当时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别。近些年来有关上海和北京文化的比较研究多了起来，大家有兴趣可以找这些论文看看，也许对于了解“京派”和“海派”不同文化品格的形成是有帮助的。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已经从北京转到上海 。上海是中国现代的大都市、大商 ，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大，整个文化氛围包括文坛的状况，比起北京和其他地区来，要更显得开放、求新、多变，但商业色彩也比较浓。上海文坛很复杂，既有典型的商业化的流行文学、堕落的文学，有新感觉派之类前卫的文学，有张爱玲这样很传统又很现代的文学，更有富于使命感而深受青年倾赖的左翼文学。所以，以“海派”来笼统地涵括上海文坛，并不大合适。相对而言，“京派”作家群的文学旨趣互相较为接近。由于五四的高潮早已过去，大批作家南下上海等地，三十年代的北京文坛变得比较沉闷。但北京毕竟是古都，又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文化的积淀深厚，有比较宽容豁达的风气。那些主要在北京天津的大学任教或上学的一批作家，可能也是因为远离了时代的中心，写作心态一般都比较雍容、恬静和扎实，在文化取向上较少商业的或党派的味道，却也比较守成和稳健。近年来有些论者认为当年的“京”“海”之争，看似偶然，却从根本上反映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在文学中的体现。这也提出了一种分析的视角，值得探讨。总的来说，“京派”创作群体的基本倾向是自觉地区别于当时左翼文学，又有意与各种商业化和流行的文学保持距离的作家；他们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却又不免超离时代变革的主流。
从创作实践来看，“京派”以小说最显实绩，除了大作家沈从文，还有一个具有相当活力的创作阵容：有以田园牧歌风格著称的废名，擅写诗意小说的芦焚，给创作以深入的审美理论阐析的朱光潜，以及凌叔华、萧乾、李健吾、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等。“京派”作家群虽然没有结社，但“学院派”的沙龙活动频繁，办同人刊物是他们主要的文学生存方式。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以及《骆驼草》、《文学月刊》和《水星》等等，都是“京派” 活跃的园地。这个流派作家都是很自由的，各自的写作路线和风格不尽相同，但创作精神、心态和审美追求有相对的一致性，那就是政治意识的淡化与艺术独立意识的增强，具体一点来说，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流派的共性：
（一）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出于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品性的不满，“京派”作家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而转向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最普通的中国人生。他们对现代工业文明侵入之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在表现道德沦丧的同时，格外注意以传统的和民间的道德重新厘定现实人生。强调与都市文明相对立的理想化的宗法制农耕文明生活，使他们的创作多带怀旧色调和平民性，对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取认同态度，热中于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并让这些美好与保守的文化和传统秩序融为一体，在返朴归真的文学世界中来实现文化的复苏与救世。若从“生活在别处”的审美意义上讲，“京派”这种恋旧的文学模式容易产生艺术效果，何况其中还有文化批判和审视的价值。“京派”作家写尽了人生之“常”与“变”，但多是由“常”看“变”，实际上是在时代变革之外寻求自足。这样看来，“京派”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品格是比较复杂的，其长处和缺失往往是二而一的，应当仔细分析，不可笼统评判。
（二）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这跟“京派”作家多取普通的题材与平和的写作目标是有关的。他们乐于追寻过去，从平凡的人生命运中细加品味，挖掘其中的诗意，寄托一定的文化理想。这就需要沉淀生活，节制感情，除尽火气，以诚实、宽厚的心态来创作。当然，如前所述，“京派”远离商品化和都市化的文化追求，也决定了这些作家写作的从容笃实，他们的小说往往达到一种和谐、 圆融、静美的境地。在当今相对平和的年代，象“京派”这样一类作品似乎更能赢得读者的青睐。
（三）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京派”作家注重文学功力，在各种小说的文体上都有创新和推进。当他们以“乡土中国”的眼光审视都市生活时，常写世态批评的讽刺小说，而描写乡土人生时，则大大发展了抒情体小说。“京派”最拿手的还是抒情体小说，这方面他们有突出的贡献。不同的作家自然有不同的情味，但他们比较共同追求的是文体风格趋向的生活化，通过作家人生体验的融入、散文化的结构和笔调，以及牧歌情调或地域文化气氛的营造，等等，将对乡土经验的眷恋和传统回归的渴望，用极具诗意的体式来加以表现。“京派”小说家有形式感，讲求“文章之美”，作品比较有可读性。
这三点当然只是作为“京派”一般特征的概括。具体到某个作家，还应当结合其创作来细加体味和分析。在重点讲述沈从文之前，我们不妨再提示几位也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以加深大家对“京派”的了解。
首先一位是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1929年在北大英文系任教时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代表作还有有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桥》等。他堪称京派小说的鼻祖，连沈从文都受他的影响。废名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不仅反映乡村风景、风俗、人情之美，尤其致力于乡间儿女情态的描写，透露出一种哲人式的人生态度和对普通生命方式的体悟。读废名的小说尤其应当注意其独特的文体。他所写的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有时他在试图用做古诗绝句的韵味来结构现代的小说。阅读时可以多体味其如何通过文体的交汇产生出“诗化小说”的特殊效果。废名的作品并不容易读，里边总有某种玄学意味，又有“理趣”和“禅趣”，阅读时只有放慢速度，才能漫漫体会那有意为之的“涩味”的境界，看作家如何将艺术和哲学两相调和。
第二位值得这里提到的是萧乾，北京的蒙古族后裔，是“京派”后起的作家，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驻英记者。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和中篇《梦之谷》。作品多带自传性色彩，写童年生活，从“童年视角”出发，以一个城中“乡下人”的独特身份写作。充斥于他的作品中的苍凉感是强烈的，又是清澈而健朗的。《梦之谷》是他经历的写照，极具抒情性和感伤情调，语言雅丽清新，重直觉的把握。
第三位是芦焚，笔名师陀，有《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等小说集。他在作品中是一个滞留城市却未能忘情于乡村出身的叙述者，写作总是突出自己的乡村文化背景，以场景的展现见长，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无论写景写人，都缭绕着诗意，你读着读着，不觉间就会被那自然界的荒凉与人事的辛酸所打动，北方农村衰败图景中的悲凉之气会给人极深的印象。读芦焚还当体会他如何将抒情、讽刺和象征掺和，在奇幻神秘气氛中制造某种可以引发联想的寓意。
另外，若要对“京派”的文学倾向和价值追求有更清晰的了解，最好还读一读这一派的代表性美学家和评论家朱光潜的论著。
“京派”其他一些作家也都有各自的艺术个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大作家沈从文。
二，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与城乡对照的两个文学世界
关于沈从文的创作情况，专科阶段教科书上已经有基本的介绍，这里不再重复。我们想更深入探讨的，是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写作姿态和他的文学世界的关系。这也是理解这位杰出作家特殊贡献的重要入口。大家除了读沈从文的散文和小说，还应当读一点他的文论。如40 年代写的文论结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等，其中谈人生，谈哲学，很自然也涉及文学，比较清晰的表露他的文学观和审美追求。沈从文反对将文学纳入商业的或政治的功利圈，但也并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是有自己的文学的道德理想的。所以他有一部分作品对现代都市文明的非人性的弊害，保持了尖锐的批判和讽刺的立场。与此同时，沈从文用主要精力在系列作品中创造了“湘西世界”。在他看来，那是原始的、健全的人性的世界，恰好可以用以观照和批判弊病丛生的现代都市文明。也许这正是作家的天真。沈从文坚执地相信文学的功能不止于社会道德的观照，更在于能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4这也就是通常说的文学的特殊功能，可以唤起人的感觉、想象，让人能重新体验、思考和发现生活。在沈从文看来，所谓“生命的明悟”，“明白人生各种形式”，“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5正是文学所要达致的最高的境界。
这种比较超越现实功利的文学观，在“京派”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正因为此，沈从文在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主流的批评家视为回避现实、置身于“乌托邦”的消极作家。从政治的层面看，沈从文的文学追求的确不能适应那个时代的需求。或者说，在那个更需要文学担负直接干预社会的功能的时代，对于沈从文所追求和提倡的这一方面文学的功能，还没有具备能够充分接受的社会心理条件和需求。但是如果拉开了历史距离，从文学的多种功能的角度重新评价沈从文，会发现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观正好又发挥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及道德完善的功能。我们只有了解沈从文这种文学理想，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写作姿态与独特的文学世界。
当然，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也是在其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直接支配他的写作的，也许是更重要的，还有他的人生体验和所谓“角色认知”。
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与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这与他特殊的身世经历，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体验相关，也与他自己的“角色认知”上的困扰相关。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县，地处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所。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被歧视的历史，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使他既富于多彩的幻想，又有着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的沉痛隐忧。沈从文出生于行伍世家，14岁高小毕业后从军，随军队辗转流徙于三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谙熟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淳朴的乡俗民风，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也形成了对民间世俗生活特殊敏感的生活情趣。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1923年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同年秋报考燕京大学，未被录取。他是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和出色的才华，打进文坛，“挤”进城市的上层文明社会的。所以他可能很自负，又始终有一种自卑。这对于他的创作题材的选择和艺术视点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沈从文的自卑和自负，都表现为他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他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6这种“乡下人”的角色认知，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使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叙述者、歌者，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时，自觉地以“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沈从文的创作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选取了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丑陋之处。在那个“湘西世界”中，力图通过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来呈现，从而保留了那个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动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
与此同时，沈从文的作品也展现与“湘西世界”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等作品常用讥讽的调侃，刻写城市各色人等，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展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捆绑人类自己，导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阉寺病”。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体”即“湘西世界”的一个陪衬物或一种批判性的观照而存在的。如《绅士的太太》，描写几个城市上层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尽意而穷相，以冷隽的笔调揭露了绅士淑女们的种种丑行。《八骏图》则以犀利的讽刺之笔画出了八位教授的精神病态。他对都市两性关系虚假性的揭示最不遗余力，这同他赞美湘西少女的纯美，乡村性爱形式的大胆、自然，民间传说中爱情悲剧的壮美，几乎是同时出现在笔端的。沈从文在他的两个文学世界中都大量描写了性爱题材。这是他观察不同生命形态的重要的角度，他要由此探讨不同文化制约之下的人性的健全或病态。在他的描写中，面对性爱或隐或显的涌动，乡下人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拘束压制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沈从文在这里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反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倒退，反对生命的被戕害。
沈从文“两个文学世界”对照的总体叙述结构，的确有文化审视与观照的功能，然而对一般读者而言，“湘西世界”更有特殊的审美价值，更能让人了解另一种“人生形式”，从而获得“生命的明悟”。为了深化这种艺术体验，我们来细读分析代表作《边城》。
1933年夏，沈从文在青岛崂山一条小河边，遇到一个女孩，穿白色孝服边哭边化纸钱，然后从河里舀了一舀水，摆船走了。这让他想起湘西也有为前辈死者“起水”的风俗。这情景触动了沈从文，联想起17年前在湘西县城绒线铺中那个温柔的小女孩儿。这些印象的叠合，就逐渐形成《边城》中的翠翠。沈从文完全是用梦幻般的回忆的口吻讲述这个“边城”故事的。大家注意一下阅读时的语气节奏，那种简朴、原始、悠远的感觉：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西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纯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看到的是古道热肠的老船夫五十年如一日的辛劳与善良，是翠翠的天真活泼、那清明如水晶的少女情怀，是他们周遭那些乡亲们的和气、诚实、勇气与义气。对沈从文来说，这一切都是他遥远的美好的回忆，是可以用来对抗和回避喧嚣的都市生活烦扰的精神“自然保护区”。而对读者来说，《边城》的故事的确也是如同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与悠远。
故事就是这样的简单：茶峒小镇上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翠翠。翠翠虽然对二人都有好感，但内心却深爱着傩送。天保自知爱之无望，为了成全弟弟，坐水船外出不幸遇难。哀伤悲痛的傩送随后也出走了。在一个暴风雨之夜，经不起打击的老船工溘然长逝，留下孤独的翠翠和渡船。这也是一个悲剧故事，但并不给人奇崛的震撼或特别的悲郁，生、死、聚、散，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仿佛全都是自然的安排。作者在淡淡的叙述中不经意地营造了具有地域民俗彩色的背景，还拓展了翠翠已逝母亲的几乎雷同的故事。作品最终是在牧歌氛围中阴差阳错地产生了悲剧。沈从文说过，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你后天的命运。《边城》似乎也在印证这个人生的顿悟。在沈从文这里，简朴的受偶然的命运支配的人生形式尽管带有悲剧性，仍然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形式”。7《边城》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完满而自足的“湘西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沈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表现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在沈从文的美学观中，“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这是一种具有泛神论色彩的美学观念。他认为：“我过于爱有生一切。……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而美即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它就是“可以显出那种圣境”的“神”。 “神”、“爱”与“美”三者一体，因此沈从文作品中神性就是最高的人性。如《龙朱》、《月下小景》从现代文明之前的历史中寻绎理想的人生形式，而所赞的爱和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极致。在《边城》里，美丽天真的翠翠、她的殉情的双亲、侠骨柔肠的外祖父、豪爽慷慨的顺顺，都具有作家所想望的“人性”美。在那几乎与世隔绝的角落古风犹存，人们身上更多一些淳朴，作家也对它作了美化，用以表现对“人性”美的向往与追求。
沈从文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而翠翠便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在这些理想人物的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式的情怀。沈从文在《小说作者和读者》中认为小说包含两个部分：“一种是社会现象”，“二是梦的现象”；写小说“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8 “湘西世界”就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这梦幻难免与现实持有距离，但作者的目的似乎是从人性道德的视角，去透视一个民族可能的生存状态及未来走向。沈从文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他在思索“湘西世界”“常态”的一面的同时，也在反思变动的一面。他一方面试图在文本中挽留湘西的神话，另一方面在作品中已经预见到“湘西世界”的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在暴风雨之夜猝然倒掉又重修的白塔，象征着一个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和对重造湘西未来的渴望。
顺便提示给大家的，是要格外注意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的牧歌田园诗风格。德国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叔本华曾制订一张诗歌体制级别表，即将各种基本的文体按等级分类，依次是：歌谣，田园诗，长篇小说，史诗和戏剧。他认为戏剧最具客观性，那么田园诗显然比较靠近纯诗。田园诗最大的特征是牧歌情调。牧歌（pastoral）最早指古希腊人描写西西里岛牧羊人生活之诗。后来维吉尔写了著名的作品《牧歌》，也带典型的田园诗风格，后来人们便习惯用“牧歌”来称谓这一风格文类：指的是一种传统的诗歌，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的向往。文艺复兴后，出现一些专写古代田园生活的田园诗或散文，也是牧歌一类文体的引申。现代批评家常把那种偏于表现单纯、素朴生活，并常与现代繁复生活相对照的作品，都称作“牧歌式（田园诗式）”的作品。
中国现代作家一般都感时忧国，重现实干预，少悠远的乌托邦式的艺术想象。 就如鲁迅所说，风砂扑面，灵魂都比较粗糙，哪有那种闲情逸致去写什么田园诗？因此现代文学中也极少田园牧歌型的制作，沈从文就成为一个例外（也许还可以加上废名等人）。我们欣赏《边城》与其他沈从文所写的湘西世界的牧歌式作品，有多种角度，但我这里提示两点，即是要注重自己进入阅读状态后的那种梦幻感和超离感。这类作品的审美情趣可能主要就在这里。
作为一个极富形式感的出色的作家，沈从文的贡献还在于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或诗化抒情小说体。他实际上是把诗和散文引进了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也就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及其审美的功能。沈从文注重意境，善于“造境”，表现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时重在风俗、重在人情，使优美与平庸交织，淳朴、健康与原始、蒙昧并存。沈从文的办法就是“纯化”，把自然景物、社会生活场景的描绘尽量融入简朴的生活情致之中，人和自然合一，或者自然环境成了人性的外化。用美学的术语来讲，即是审美的对象化。如《边城》的自然景致是如此之美，其中就掺和着作者的情感、回忆、想象，无处不在体现作者的美学追求。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纯情人物的设置、流动的抒情笔致等等，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的散文创作的成就也很高。散文中一如既往的是诗化的文体。不过除了惯常的诗意抒情，沈从文在他的散文中又喜欢夹叙夹议的笔法，还不时以哲人的姿态，在议论的部分进退裕如地思考关于历史和生命的抽象命题。《湘行散记》和《湘西》都是这方面出色的作品，仍带乡土牧歌的特征，却又更具真实的形态。因此可以用比读他的小说现实一点的期待，来读他的这一类作品，欣赏他与故乡的文学感情生活的撰述。要注意他如何将湘西的人生方式，通过景物印象与人事哀乐娓娓道来，却又比小说更真切，更有历史感，当然也更能直接触摸到作者的灵魂和情思。
来自：北大中文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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