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到底该如何上--兼回复梵妙音奇

语文课到底该如何上--兼回复梵妙音奇

                                 当当当

　　粗粗浏览了一下，梵妙音奇，你的许多想法我挺赞成，现在的新课标认为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一件衣服、一个茶杯又何尝不是二者的统一，还真不如你那一句“语言能力和人文精神的结合”。类似的说法语文界的许多前辈都曾说过，如朱自清认为“运用文字”和“体验人生”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轻重的”。

　　古代的教育属混合型，上世纪初语文学科独立以来，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此消彼长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最能体现人文性的文学教育，一直试图在教育中赢得自己独立的地位，同时，识字缀文等技能性训练则从另一个角度与人文性的文学教育发生互补、争夺或冲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成了语文教育中最为棘手的难题。

　　但是，“语文”是否真的能同时负担起这两项重任？工具与人文是否真的能在这门课中有机统一起来？难道“语文”课程已经被圈定了田地，而水稻与苹果就非得在这一块田里种下？你的设想里，“以具有人文精神的语言材料充分刺激学生的语言器官”，是否一定能达到“提高学生以语感为核心的语言能力、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的目的？

　　从百余年的实践来看，我赞同进行分科教学（怎么个分法接下来说）。文学从属于人文学科，而现代汉语的训练更接近于科学，二者的知识体系并不相同。在分科方面有过一个不太成功的历史经验：1956年中学“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我曾对当时文学教材的编写者之一，古典文学学者冯钟芸先生进行过访谈，她现在仍然认为，“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可以相联系，但不可混淆。当时的这些想法在教育界中是比较普遍的，现在看来也是好的。”

　　只可惜当时文学课的路数并不对，被讲成了繁琐的文学知识课、模式化的文学分析课；汉语课同样存在问题，张志公先生的教学语法体系固然完备，然而忽略了学生接受的问题，忽略了叶圣陶老先生早在40年代初就曾说过的，“要养成读写的知能，非经由语文学和文学的途径不可”。再加上左的影响及师资问题，试验一年半即被停止。

　　但并非这项涉及教学内容的改革就没了借鉴意义，在我看来，其实不妨按照分科教学的思想，依然在中学中实行语文分科，只是，分科时我们可以不再象50年代那样分为“文学”与“汉语”，而是分成“语文”与“文学”两科。“语文”的教学目的就是通过阅读作品等语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它的教材编排可以参照叶圣陶30年代《国文百八课》的思路。

　　至于“文学”教学，我们可以不再在其中照顾技能训练。我的一位师兄辈王风说，文学课嘛--音乐课是通过声音感到美，文学课是让学生通过文字感到美。这种美的培养最后应指向个性化的语言风格、独特的审美能力以及创造性地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当然文学课的教学法仍需探讨，我觉得不妨上成文学鉴赏课（你的背诵的要求我赞成），在目前仍存在师资不尽人意的情况之下，可以建立类似80年代中期各学校聘校外辅导员的制度，试着请受过文学专业训练的中文系师生甚至作家来中学讲。

　　语文教育当然得改革，但这是影响千家万户及一代人成长的事情，历史经验、实践方式、物质条件等等等等全都得加以理性的考虑~~~

　　附：国文百八课的思路：

　　从来教学国文，往往只把选文讲读，不问每小时、每周的教学目标何在。本书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着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举复习考验的事项。

　　古今论文之作及关于文艺上主义、派别的论著向占国文教材的一部分，本书虽也采取纯文艺作品，但论文之作及文艺理论概不收录。一则因每课已有自具系统的特编的文话；不必再依赖此种零星材料；二则编者在经验上深信片段的论文之作及文艺理论对于初中程度的青年并非必要，甚且是以诱致一知半解的恶果。

　　本书选文力求各体匀称，不偏于某一种类、某一作家。内容方面亦务取旨趣纯正有益于青年的身心修养的。唯运用上注重于形式，对于文章体制、文句格式、写作技术、鉴赏方法等，讨究不厌详细。

这套教材每课即是一个单元，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后来实际出版了四册，均是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的文话为中心编组单元，单元之间前后关联，左右照应。从它的编辑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科学的“语文”体系。这里的“语文”偏向于语言文字运用，这种“语文”课与与人文性的“文学”课相配合，应是一可取思路~~~~

                            来自：北大中文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