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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说和工具说的分歧
王尚文
《“工具说”的科学内涵及其意义》一文(以下简称董文)说：“‘工具说’主张培养学生驾驭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似乎对“工具说”提出质疑、主张“人文说”的人就是不主张或反对培养学生驾驭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是一个误会。“工具说”和“人文说”的分歧从一开始就不是主张或反对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而在于如何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工具说”把语文学科界定为工具学科，“人文说”把它界定为人文学科，这就是分歧之实质所在。
《讨论语文学科性质的立足点》一文(以下简称龚文)说，目前这场讨论“各方正重演”‘工具性’‘思想性’拉锯战的老戏”，这是把“人文性”看成了“思想性”的代名词。即使恢复了思想性的本来面目，人文性和思想性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粗浅地说，人文性是指对人自身完善的关注与追求，包括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理想、信念、品德、情操等方面。虽然它的边界是模糊的，但它的核心内涵却是清楚的。它可以包容思想性，思想性仅仅是人文性这个内涵丰富深刻概念的一个层面而已，思想性不能等同更不能取代人文性，而极左所说的思想性，则只能是对人文性的扼杀。以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人文学科源于古罗马西塞罗一种理想化教育思想，指古罗马时代成长为人即公民(自由民)的必修科目，大致包括哲学、语言修辞、历史、数学等，拉丁文原文有“人性”、“人情”的意思，又与“开化、教化”通用。人文学科发展演变至今，仍以作为主体的人为对象，它关注的是促使个人成长，使其臻于理想态，它教的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人的素质修养。我以为，语文学科属于人文学科 ，应当突出它的人文性。
记得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说到底，语言学本质上是一门人文科学。它跟别的人文科学一样，可以尽量利用技术科学的帮助进行它的工作，但是它自身不会变成一门技术科学。”诚然，吕先生说的是语言学而不是语文学科，但我以为既然语言学尚且具有人文性质，语文学科就更是人文学科了，因为人学习、掌握母语的过程就是人成为人的过程，语言化、社会化、人化是三位一体的。“工具说”的理论起点为语言是工具，但实质上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我不以为董文关于语言“始终是客观存在于人之外的语言世界”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也不同意龚文所断言的“那种认为语言”‘是客体，又是人的主体’的观点，是‘二元论’，不是辩证法，很成问题”这样一种看法。马克思就把语言看作“思维本身的要素”。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也认为：“我们的知觉、直观和概念都是和我们母语的语词和言语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语言和工具不同，后者确实始终客观存在于人之外，语言则不但在人之外，更在人之内，就是人本身。也就是说，语言既是客体，又是人的主体。认定语文学科是工具学科，语文教学当然就是旨在学习如何操作语言这一工具的技能技巧的“技术训练”。由此可见，“工具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固然割断了和极“左”思潮所说的思想性--政治性的联系，另一方面也砍掉了语文学科固有的人文性。也就是说，在承认语文学科是工具学科的同时 ，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它是人文学科。语文学科的性质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工具性+思想性(或人文性)。
语文学科当然要教语文知识及有关技能技巧，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从这个角度看，说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也无不可，但它绝对不是工具学科，而是人文学科；它的基本特征是人文性，而不是工具性。工具性仅仅着眼于语言的技能技巧，而人文性却指向人。作为人文学科的语文学科，不是站在工具的角度，而是站在培养人的高度来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提高学生语文素质的。钱学森认为，不能“把培养一个人的智力同教会人一项技艺这两件不在同一等级上的事混在一起”，他说：“学一项简单的技艺，例如学讲一种外语，讲到外国人能听懂，可以用这种强行灌输的方法，外国期刊上这一类包教包会的广告很多；但没有包教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广告!就是讲外语，能说到使外国人听懂是一项技艺；但要讲外语讲得达到文理优美，有风趣，那就不是一项简单的技艺，是文化教养的问题。”钱学森所说的“文化教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素质问题。如果一定要说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的话，那么它也绝对不能和人文性等量齐观，相提并论，工具性只说明了语文学科的一个比较狭小和粗浅的层面，而人文性却是语文学科的本质概括。如果把语文学科比成一个人，语文知识的传授、语文技能的培养、语文素质的提高就是他的躯体，对人自身完善的关注与追求则是他的灵魂。灵魂必寓于躯体，无躯体则为飘忽无定难以捉摸的幽灵；躯体须有灵魂主宰，无灵魂，则为行尸走肉无疑。语文教学必须从头到尾、分分秒秒都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而不是语文技艺加思想教育(即工具性加思想性或人文性)；但语文教师又必须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仅仅教授如何操作语言工具这一技艺的师傅，而是通过语文教学培养人的灵魂工程师。两者的分水岭就看能否自觉地充分地深刻地认识、领悟语言的人文性，看清看活在“言”的字里行间那个“人”，自然而然地将人文素质教育寓于语文素质教育之中。因此我并不完全同意龚文所说的“变只重视‘言’为更关心‘人’”这句话，问题就出在这个“更”字上。“更”，容易使人误会“人”在“言”之外，从而又走上语文技艺加思想教育的老路甚至以后者挤压前者，最后上成准“政治课”或“道德课”。我想冒昧地把这句话改为“变‘言’是工具为‘言’是心声”。从现象上看，语文教书匠和灵魂工程师都在教“言”，但“立足点”不一样，神韵不一样，境界不一样，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后者处处在教“言”，又时时在教“人”，“言”中分明有个活生生的“人”在，因而灵光四射，意味无穷。他也不可能灌输、训练，甚至某种程度的强制，但由于他总是通过“言”走向“人”，不管是撇是捺，都在书写一个“人”字。前者，除了有时外加思想教育(量看风向风力而变)，大部分时间确也在教“言”，但“言”却永远是冷冰冰的工具，要么练，要么考，教得枯燥，学得厌倦，幸亏有“分”这个命根在，不然，教学的情景就不堪设想了。
即使仅仅着眼于语言的教学，人文说也比工具说更符合教学规律。“言，心声也”，“心生而言立”，“情动于中而发于言”，“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总之，言语的生成与理解都与人的思想、情操、品格、胸襟、视野以及生活体验等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人的心灵，始终是语文教学的灵魂。听读教学在本质上是课文言语向学生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化(即课文的言语形式主体化于学生的语感，其言语内容主体于学生心灵)，说写教学在本质上是学生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言语层面上的外化(即学生的语感客体化于言语作品的形式，学生的心灵客体化于言语作品的内容)。语言作为工具，具有可分析性和可确定性，其规律是理性的，但语文学科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就要充分认识它的非理性内涵。只有心灵的沃土丰富了，言语之树才会枝繁叶茂，言语作品的建构和解构才会运转自如。语文教学除训练之外，更要讲究教师和课本对学生的陶冶、感化，讲究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涵泳、体验、感悟。诚然，也有与人、人的心灵关系较远甚至没有什么关系的纯技术技巧的部分，但决非语文教学的主体。由于语文学科是典型的人文学科，人文素质是语文素质的根本，语文素质一刻也离不开人文素质的滋养。
诚如董文所指出的：“工具说”“提倡经过训练人人都可以掌握语言”。它以知识为纲要，以训练为主体，使语文学科患上了“丧魂失魄”症，语文教学被分解成为一个个与心灵绝缘的知识点、训练点，按点讲授，按点训练。阅读教学往往用疱丁解牛的办法肢解课文，使之成为知识的例证；写作教学则尊崇“套路”、“模式”，一味要学生照着葫芦画瓢。好比只要给电脑输入有关的软件，它便能够按照指令进行操作。它的操作能力也许可以达到惊人的程度，但电脑由于无“心”而寡情缺德，只是工具而已。“工具说”把语言当作工具来教来学，结果是人也被工具化了。请看一看那些因接受训练而苦苦挣扎于题海之中的学生们吧，语文课本虽然只有薄薄的一本，与之配套的形形色色的练习册，如一课一练、单元练习、语段手册、模拟试卷却有厚厚的一沓，多则八本、十本，甚至十多本，至少也有三五本。而这些充斥课内课外的题目，几乎全都着眼于语言运用的技术技能技巧，无需用“心”，大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于学生语文素质、人文素质的培养。“工具说”崇尚训练的导向与语文学科走向题海的事实确实不无关系。
早在1978年，吕叔湘先生就曾指出：“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近二十年过去了，情况居然不但没有得到改善，怪事反而变得更怪!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我认为，今天的反思应当从对近十二年教改的反思开始--面对吕叔湘先生指出的“咄咄怪事”，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都在寻找病根，研究处方，进行疗救，何以病情反而日趋严重?其症结就在于：在语文学科性质这一关系全局的根本基点上，我们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出了偏差。
摘自：《语文学习》199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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